想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出，我们需要持续学习和提升自己。在总结中，我们可以体现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但也要保持客观和中立。在写作过程中，注意语法和标点的正确使用。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一
一、哲学教育的`意义一提到哲学,不但对于中学生,即使对于大学生,甚至对于某些成年人来说也会觉得它是非常深奥,难于理解,远离现实生活,不识人间烟火的一门学问.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哲学应有的地位丧失殆尽.
作者：靳翠梅作者单位：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刊名：职业时空（上半月版）pku英文刊名：careerhorizon年，卷(期)：3(10)分类号：g40关键词：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二
儒家传统文化当中有许多精华的内容,其中优秀的'传统道德精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应当充分利用儒家优秀传统道德遗产,将新世纪大学生应具备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要求与传统道德结合起来.如,“天下为公”与现今提倡的无私奉献、“国耳忘家、公耳忘私”与忧国忧民、“仁爱”精神与关心他人和集体“恪守信誉”与诚实守信、崇德重义与大学生文明修身等.
作者：孙莉颖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社科部,黑龙江,哈尔滨,150086刊名：学术交流pku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exchange年，卷(期)：“”(11)分类号：b222关键词：儒家传统文化道德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三
在这四个月期间我明白了实习的目的。
1、初步获得组织幼儿教育、教学的方法，培养从事幼教工作的实际能力。在学校的二年里学习到很多理论知识，但没有实践一切只是纸上谈兵，没有人可以在空中架起楼阁，楼阁必须有坚实的地基，而我的坚实地基则是教育实习所积累的经验。
2、进一步熟悉幼儿园的全面工作，加深对幼儿园教育任务的理解。在学校上学的我们早已习惯学校的作息与被别人教育的角色，到幼儿园后，每天的流程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适应，才能很流畅的进行下去，而且，当我站在教育者、老师这一岗位上时，我知道我的责任更重大了，我要带给幼儿的究竟是什么?难道只是教会他书本上的知识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人95%的习惯养成是在5岁之前，幼儿在幼儿园最重要的并不是他学会了多少本领，而是他是否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一点对他今后的入学乃至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
3、增强热爱幼教工作，热爱幼儿的思想情感，增强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幼儿园老师”，多少美丽的光环，但它很重，因为她必须要有爱心、耐心、细心、事业心、责任心，所以她必须付出加倍的爱，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要做到不落下每一个，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幼儿园为每一位幼儿编写了“成长档案”，老师们在填写档案的时候可以更加了解每一位幼儿的个性特点，每个月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也让老师和家长之间有了更多的沟通。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四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魄宝。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多元文化的冲击，戏曲正承受着极大冲击力所带来的影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剧种的生存、发展是全国戏曲界面临的重要课程。文化部部长蔡武同志《在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推进文化发展，基础是继承，关键是创新。”近年来，全国戏曲掀起了抢救传统，学习传统，继承传统的艺术活动。潮剧虽然是地方小剧种，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色彩，深受海内外行家的好评和赞誉。广东潮剧院作为潮剧艺术的最高殿堂，具有代表和示范的功能和作用，一向重视对本剧种传统艺术的抢救、发掘、继承和发扬。笔者近年主动参与潮剧传统艺术的学习和传承工作，在学习和实践中体会到传统艺术的魅力无穷，传承意义深远重大。我试谈谈点滴体会。
从事潮丑表演艺术十几年以来，我深感潮丑的艺术天地广阔、特色鲜明、个性迷人。潮剧丑行可细分成十大类型丑，“放而不扬，豁而不露，快而不利”是潮丑的程式特点，“蹲、缩、小”是潮丑程式的表演规格。近年来，本人学习和传承了《活捉孙富》《闹钗》《刺梁骥》等经典潮丑折子戏。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除了细致地领悟老师的授课，认真地学习程式表演特点和表演技巧外，我着重于对剧本和人物的分析和体验：《活捉孙富》和《闹钗》都是潮丑中的项衫丑戏。项衫丑是生行的丑化，多演年轻的公子哥儿，项衫的运用讲究干净、优美，注重水袖、折扇工和项衫等技法的发挥。《活捉孙富》中的孙富和《闹钗》中的胡琏，他们是同一类型丑中的两个不同人物个性的戏剧人物，个性鲜明。孙富是富豪奸商，交官结府，贪财好色；胡琏是官家子弟公子哥儿，读书人却胸无点墨，终日闲游浪荡。项衫丑虽然是这两个人物的共性，但，类型不能代表典型，为了准确地创造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因此，在塑造人物过程中所运用的唱，念，做，打等潮丑的表演程式也就有了质的区别。这两个剧目所运用的潮丑表演技巧也各具特色，《活捉孙富》一剧重点突出在“捉”字，老一辈艺术家就创造并运用竹交椅来体现孙富被杜十娘活捉时的丑态；《闹钗》以闹字作文章，胡琏通过手中折扇的开、合、颤、翻、摇、抛、绞等技法来突出胡琏轻佻、浮夸、小气、造作、胡闹的性格。这样的人物创造，典型鲜明却又不失类型的色彩，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刺梁骥》一剧中的万家春是江湖相士，万家春一角以潮丑的踢鞋丑应工。踢鞋丑多演闯荡江湖，出入草莽或市井码头的`低层人物，多为有正义感的正面人物形象，表演注重腰腿工，常模仿动物的动作，如壁虎、螳螂等。在潮丑传统折子戏《刺梁骥》中，“相梁”是全剧最具表演特色的戏剧情节。它主要是通过万家春手中的折扇配以蹲、缩、小的潮丑程式动作来体现人物思想感情和内心活动的变化，生动地把万家春这个老江湖的世故、干练和机警的人物个性贴切生动地表达出来。《刺梁骥》一剧，丑角的表演极具特色，是踢鞋丑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作之一。
传承的目在于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还应加于发扬和发展，才能使艺术传承具有积极的意义。老一辈艺术家传下来的宝贵艺术经验，是我们后学者的基础，而且要在不断的艺术实践加以中加总结和巩固，并在合乎“情、理、法”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加以发扬。如本人在移植剧目《活捉三郎》中，张文远一角以项衫丑应工。《活捉三郎》与《活捉孙富》一剧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同样是“活捉”，可是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遭遇不同，因而两剧中的人物个性明显各异；虽都是“活捉”，可是人物的戏剧情绪、行为目的以及矛盾冲突有明显的区别。为了丰富人物的表演，我借鉴了《活捉孙富》中潮丑交椅功的运用，但交椅功的运用并不像《活捉孙富》那样贯穿全剧。在张文远得知阎惜娇是鬼时，他惊慌失措，慌忙逃窜，拿起交椅阻挡鬼魂。在这段戏中，我运用潮丑交椅功中的“站椅”“贴壁椅”“穿椅吊毛”等表演技巧，充分地体现张文远被阎惜娇追捉时的戏剧效果；在接下来的阎惜娇和张文远回忆昔日情爱时的整段戏，我把交椅作为表演的一个支点，通过交椅的“推、倚、倒”等的灵活运用，准确而又清楚地表达两个戏剧人物真实的内心感受，为剧情的进一步发展作好积绽。又如在第六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中，我以《刺梁骥》参赛，由于参赛时间的限制，不得不尽量地约束剧本的内容。我在保持表演特色的基础上，把“相梁”和“逃离”的戏剧情节合理地揉合起来，在戏的结尾处，合理地运用潮丑特有的表演步法来描绘万家春逃离虎口的形神，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上述这两个剧目参加第五、六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均获“金奖”。又如，在去年继承传统剧目《续荔镜记》中饰演的海阳县一角，这个人物原由潮丑名家李有存师傅扮演的。原来这个人物的装束是身穿长官袍，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结合自身的艺术条件和特点，在尊重老一辈艺术家艺术创造的基础上，在着装上作了改动，以短官袍来扮演这一人物。因为人物着装的改变，表演就不能“依样画葫芦”了，故此，在一些表演程式的运用上，我相应地作了调整，如站相、步法等等。这样，既继承“人物”的艺术特点，又能结合本人的艺术条件来地塑造人物，得到了传承老师和行家的好评。通过这几个实践例子，说明了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应发挥艺术创作的能力性，只要不逾规矩，可以在尊重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尝试和创造，让传统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猜想，历代的老一辈艺术家，他们同样也是在这样的艺术实践中使潮丑的表演技艺逐步形成并成熟起来的吧。
艺术传承工作任重道远，意义重大。作为青年的一代，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参与，去实践，并在艺术实践过程中再学习，再挖掘，再创造，再发展。只有牢固地掌握好传统表演艺术的特点，只有扎实的传统艺术功底作支撑，才能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不断地求发展，求突破；才能让我们的戏曲艺术百花竞放，鲜艳耀人。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五
读完莫泊桑的著名小说《羊脂球》，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全文讲述了普法战争期间关于人性的令人深思的故事。
一辆法国马车被普鲁士军官扣留，军官要求车上一名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陪他过夜，否则他不准马车通过，羊脂球出于正义和爱国的心理果断拒绝，但是同行的那些有身份的人们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逼迫羊脂球牺牲自己，羊脂球无可奈何只好屈从。可是当第二天马车顺利出发之后，羊脂球忘记准备食物，她帮助过的前一天还苦苦哀求她的人们却都无视她的存在，像突然换了一副嘴脸，让羊脂球感到十分难过和悲伤。
社会地位的高低真的就能决定人格的尊贵与卑贱吗?就能衡量一个人内心的善良与丑陋吗?显然不是。
我认为羊脂球是善良爱国的底层人民的象征，她勇敢，不惧怕嘲讽和冷眼，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和尊严，相反来看那群乘客，虽然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内心却胆小自私，只会用利益来衡量一切，而且还要装作很高贵的模样来蔑视羊脂球，甚至在羊脂球不计前嫌再次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端着架子，感觉非常虚伪和恶劣。
羊脂球和那群乘客仿佛揭示了人性的美与丑，从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不仅仅是身份地位高低的对比，更是内心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作者莫泊桑也是以这样对比的手段体现了在当时社会中人性的黑暗和丑陋，他们伪装的面具之下隐藏的都是肮脏的灵魂，相反羊脂球虽然身份卑微，但是却有着高尚的爱国情怀，她的善良没有被世俗污染。
或许作者也是想借羊脂球这样的人物来表达自己心底的呐喊，无论这个世界怎么艰难坎坷，总还是有善良的好人存在，就像黑暗过去总会看见黎明，困境之中总还有希望。
我们没有生活在莫泊桑笔下那种战争大背景下只有利益与等级观念、人心相隔万里的可悲社会中，但我们也要从中吸取教训，如果我们不懂珍惜，与人相处都戴着“假面具”，为人处事都盘算着是否有利可图，那么包围在我们身边的浓情也将变淡，到最后我们也将生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
莫泊桑借用《羊脂球》鞭挞了资产阶级等级观念以及冰冷的人际关系，也正是呼吁了一个充满浓情的社会。坦诚待人，知恩图报，相互信任，互帮互助，我相信只要心中充满信念和爱，我们终将以人性的温暖化为阳光，照亮整个世间。
作者：王若凡。
公众号：青春碎笔。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六
在语文教育理论上，尤其在对汉语文的定位上，我们应该在传统语言理论和传统文论的基础上，重建我们自己的话语，回归我们的传统。
出现这么多问题，的确是始料不及的。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们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工具性、人文性这两个舶来品与我们的汉语文不那么契合。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七
[摘要]作为后现代艺术发展中的意大利“有教养的绘画”，是对瞬息万变的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反动，是古典传统与新观念的成功联姻，传统的价值又一次得到了重新的评估。
[关键词]传统艺术古典形而上绘画。
美术史永远是一部创新与守旧的更递历史，当代的与传统的对峙演进的历史，特别到了近现代，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印象派与学院派，现代主义与回归传统者，前卫与反前卫更显示了美术史的辩证发展过程，而正在进行时的艺术观念的历史意义往往难以给出正确的结论。例如二战以后，欧美艺术的发展主流是一个不断被否定的激进历史，但到七八十年代一股逆流再次出现，它就是被人们称之为“有教养的绘画”，具有欧洲人文传统的绘画，亦使我们在嘈杂的现代、后现代环境中精神得到非同寻常的慰藉，重新品味人类深厚的古典传统文化和当代思想联姻的盛宴。
lapitturacolta为意大利文，可译为“有学问的”、“有文化的”、“有教养的”，“有教养的绘画”是相对于意大利“超前卫绘画”、“德国新表现绘画”、“法国新自由绘画”而论的，无论超前卫、新表现、新自由绘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笔自由奔放，给人以粗糙的感觉，而“有教养的绘画”则笔法细腻，造型完美，表达了创作者深思熟虑，追本溯源的人文情怀，对古典的“教养”。但从内涵上讲，“教养”的概念是相对的，并不能由此名称而认定其它新绘画是缺乏“教养”的，其实这个称谓是带有从画面表象来定义嫌疑的，因为这些画家只是利用传统手法创作，甚至就是古代绘画的改写，而作品所表达的`思想都是当下的。
“有教养的绘画”诞生在意大利是必然的，首先意大利有着文艺复兴起来最为丰厚的物质和文化遗产，画家们成长在连空气都弥漫着古典人文气息的环境中。其次，意大利历史上不乏对古典文化遗产痴迷之人，在20世纪初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之时，奇里诃（co1888-1978）和卡腊（1881-1966）就曾挑起“形而上绘画”大旗，予以反击。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文化上回归古典，回归传统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奇里、卡腊充分认识到意大利的丰富古典遗产是创造发展的动力源，于是重新研究佛兰切斯卡、乌切罗等大师，于是形而上绘画经典的语汇形成了。空旷的广场，光影对比强烈的孤独廊桩，仿佛思考着无穷无尽问题的雕像荒诞地摆放其中，这一切通过强烈光影把画家抽象的思想寄居在稳固的古典秩序上，同时又透露出梦幻般的怀古情感。
到了20世纪中后期的“有教养的绘画”在意大利的兴起则完全合乎情理，“有教养的绘画”的画家主要表达是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批评超前卫、新绘画、新表现的粗陋狂放的观念，他们用传统绘画方法和传统建立联系，甚至流露出欧洲经典文化的骄傲和贵族意味。
他们从古典大师的绘画遗产出发，加入现代的形式观念，虚构出新的形而上世界，虽是画的具象物体却完全表现抽象的精神世界，是从文化传统上直接繁衍，而不似超前卫、新表现、新自由那样贴近生活现实。
比如“有教养的绘画”代表马里亚尼，其画中人物形象有着安格尔等古典主义大师风格，形象轮廓清晰，画面平整光洁，构图完美，完全可以和19世纪前的古典绘画相媲美，而题材经常是神话人物，天使与神殿等，这一切经过画家的再创造却有着当代人感伤惆怅的意味，充满了隐喻和暗示。画家阿巴特则技巧严谨，有北欧佛拉芒画派的特点，精细到了繁杂程度的歌特式教堂，亚当、夏娃式的裸体男女，秩序感很强的果树，画面完全是古典的秩序结构，但又带有非理性的组成特点，并且透露着焦虑感。贝尔多希以古代建筑为背景，但人物是现代的，绘画有很强的复古感。巴尔多利尼的风景画如果不仔细观察，几乎和17、18世纪的作品看起来没有分别。斯塔西欧用剪辑法把古今不同时代，不可协调的人和物放在一个复杂的空间中，超现实的语汇表现了矛盾世界同时出现的荒诞景观。
“有教养的绘画”画家都是搬用绘画史上名作来进行再创作，这些方法和奇里诃的“形而上画派”有相似之处，他们都用写实技法在画面上表现时间和空间上的荒诞错位感。应该说，他们的创作是建立在古典美术之上的创造，这是对20世纪后期人们不重视古典人文精神遗产的反动，所以反而给人以新鲜陌生的感觉。
“高雅的绘画分享了一个诗意的（理性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世界，一种把我们带回到‘前存在’经验的审美科学，我们今天是不可能回避这种‘前存在’的。”（批评家穆萨语）但是“有教养的绘画”有时表现得似乎又有些狭隘了，他们研究和崇尚的画家并不是特别广泛，马里亚尼的创作源动力是为一种博学优美的艺术，并且能够表达精深和智慧的高度。他们是扎根于类似德国学者温克尔曼阐释古典艺术的基础之上的，为了寓言体裁而探索历史知识，再把它转变成一种现代的异化图像。“有教养的绘画”的挪用，展示了具象艺术和观念艺术能够溶为一体的后现代主义混杂手法，为丰富后现代艺术的历史，拓展艺术的表现语言做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h.h.阿纳森（美）.西方现代艺术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2]卢西·史密斯.今日艺术[m].伦敦：英国费顿出版公司，1995.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八
就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而言，我们与古代思想家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古代哲学家的许多具体的政治主张也大多成为思想的陈迹，甚至已经不符合现代中国人的道德理念，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来说，传统政治哲学肯定含有值得我们珍视的思想资源。因此，严肃地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家群体在思考政治主张与理念之际，永远离不开思想家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他们探索建立的政治关系和制度，至少在他们看来，与当时所生活的社会实际是相适应的。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对自然的认识有限，古代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思想家的主张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一部传统政治哲学史，首先是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家解释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只不过，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习惯、思维方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想家，因此，他们的政治智慧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成果，而这并不妨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成为整个人类思想遗产的一部分。
在我国古代思想家中，儒家作为政治思想的主体，格外重视伦理关系且通过家庭来认识社会。与古希腊城邦的形成过程不同，古代中国是在以血缘宗法关系和血缘家庭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宗法性社会，宗庙所在地成为聚落的中心，政治身份的世袭和宗主身份的传递相合，成为商周文明社会国家的突出特点。两周时期，诸侯国虽然各自为政，但都承认周为封建天下的共主，也都以周文化为共同文化的典范。《左传·桓公二年》中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由此，早期中国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封建封君体系。对于这样一种社会，一切关系都家族化了，宗法关系即是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即是宗法关系，政治身份与宗法身份的合一，或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发展出一种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和传统，都依照宗法的亲属关系来规范和调节政治关系，且带有鲜明的家长制和家族宗法制痕迹。出于这样的现实，早期中国社会以人的身份地位为基础，把社会成员分为君、臣、民三个等级，每个等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每个成员应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以及各自的职分是什么，思想家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是脱胎于古宗法社会而来。春秋后期以降，政治领域的宗法规范虽遭到破坏，但社会层面的宗法关系依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哲学，并没有出现像古希腊城邦以“正义”为中心的观念讨论，而是注重“德”在政治领导上的作用，注重“礼”作为政治规范和统治形式的意义，重视被统治者“民”的需要和利益，并以此成为后来政治哲学发展的基因。古代思想家观念中势必体现着对未来社会政治生活的设计，也包含着政治哲学对历史原型的认识。
优良的社会生活是古往今来人们的共同追求，不过，由于历史环境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不同时代的人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境界存在着大大小小150多个城邦，在这些城邦中，既有雅典那样典型的民主政体，也有斯巴达那样极端的专制政体，对于各种类型的制度差异，哲学家不能不思考什么样的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为此，希腊思想家把符合正义的城邦作为优良政治生活的评判标准，优良的社会生活就是符合正义的城邦和符合正义的政治。柏拉图在论及其讨论正义问题的目的时说：“我们当初研究最理想的正义本身的性质时，我们想要一个正义的样板”，从而据此认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和不正义。”柏拉图此言道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道理：政治思考的基本取向是建立一个有关政治生活的评价标准，并据此来说明政治存在的优劣良否。与古希腊相比，早期中国社会能够在那个时代迅速走向统一，是战国时代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法家的富强观念，或者说秦统一中国的历史不可逆转，在客观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对于优良社会生活即稳定与繁荣的渴望，因此，如何实现从分裂贫弱的战乱纷争，走向统一富强就成为那个时代超乎一切的需要。秉持功利主义的先秦法家认为，能否使国家重建秩序，实现富强，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出发点。为此，法家思想家主张，集中国家权力，奖励耕战，军功授爵，严刑峻法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办法，并且迅速收到成效，结束了动荡不安的局面。
总的来说，法家富国强兵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中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谁愿意生活在贫弱、分裂的国家里，因为只有生活在统一富强的国家，人们才会满足安全感和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法家片面强调君主至上，“利出一孔”，以功利诱导和暴力手段支配民众的生活，视儒家倡导的道德伦理为无用之物，在满足人们富强愿望的同时，国家的公共权威只是君主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工具，这不仅背离了人类对社会生活的道德诉求，又使国家治理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秦的早亡恰恰说明了法家观念的理论局限与缺失。站在人类大多数思想家的立场上可以肯定，政治生活质量的高低不仅需要安全、稳定与繁荣的实现，同时，社会生活更需要道德原则的约束。追求富强并不错，但富强能否成为国家导向的最高价值和唯一尺度就必须予以反思。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根据儒家的王道理想，道高于君，德大于力，法家理论推行以力取胜，以霸道取天下，不仅违背了天意民心，也难以使自身的政权长治久安。总之，法家的历史教训警示后人，没有合理有效的道德约束乃至制度约束，一旦人性中固有的消极因素和现实政治中消极因素纽结在一起，任何优良政治理想都会化作泡影。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转换，是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诚然，中国要走向现代，确实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深刻的反思，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全面移植某种异质文化就能一蹴而就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真实情感。同时，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注重从传统政治思想中发掘思想资源，也是每一个从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研究的人的共同愿望。但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否包含有益于现代公共生活的思想资源，或者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实现与现代政治文化实现对接，就成为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余英时先生曾以“哲学的突破”来诠释中国人文思想的进程。我们不妨再进一步具体广泛延展，用“政治观念的突破”来培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自我更新途径，如此一来，分析评价古代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就不是没有可能。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较过程中，既要取长补短，保持自身价值体系的不被颠覆;又要兼容并包，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与时俱进;既要吸取其他文化有益的成分，契合自身发展所需，实现文化的不断突破，又要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寻找到合理的资源，实现思想学说、文化资源的重组。在现代西方政治观念中，人们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贡斯当和伯林就认为，“现代自由”的实质即“消极自由”，亦即“免于……(freefrom)”的自由。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要为政治权力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从而保障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在根本上提高人在现实中的政治生活质量。然而，我们认为，在庄子那里同样看到了“个体”的重要性，同样有着对于自由的强烈追求。刘笑敢先生指出，“逍遥论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自由论。……庄子之逍遥实有今日精神自由之含义。”不过，庄子的自由是是通过回归于原始的自然状态实现的，因此，庄子其内涵和外延自然与西方所谓的“自由”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这种带有逍遥意识的个性自由同样是对现实社会的君主专制统治的批判，它所张扬的独立个体意识、所深蕴的个体良知，所体现的人类德操，却隐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和个体教养，用于安抚内心世界和自我冲突。当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想舶来中国的时候，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自由观念在理论与近代自由主义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之处和实现转换的可能。这种可能不是历史具体意义上的简单发挥，更确切地说是冯友兰所提的“抽象继承法”之抽象意义上的继承，体现着超越时空而又与当下现实相遇，展开的某种对话和融通。
吸收西学的长处与克服其短处应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中西政治思想也存在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的问题。从当代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方向而言，西方法治思想是其所长，但法治建立在正义原则之上的西方传统因为彼此关心自身权利，势必导致相互争夺。以“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不加分辨地移植过来，则会忽视中国人重视仁爱、道德情亲的文化现实，而儒家倡导仁义之“义”、道家对人文“自然”的理解恰恰调节和补充了因为正义、个人权利至上带来的人际关系导致的计算和冷漠。可见，假如我们能以理性的态度看清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在这种比较中不再将西方现代政治理念当做惟一正当和惟一发展模式的话，恰能以辩证的尺度评价两种文化的短长，最终在各自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得到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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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学感到，知识背过了，但做题时却不知如何下笔，成绩提高不快。这涉及如何驾驭和运用知识的问题，对知识的掌握不能仅仅局限于“背过”，要将理解和记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想大家都听说过这句话吧。如果你对一样东西感兴趣，你就会很有动力地去挖掘更多，了解更多。相反，如果你对自己所要学习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那么你必将会极其痛苦，并且所学的知识也不能很好的吸收。那么，与其天天痛苦，为什么不积极培养自己的兴趣呢。
有的同学会基于自己对人的厌恶而排斥某些老师的课。这样的想法也是很不好的，并且很幼稚。所谓众口难调，不是每个老师的教学方法都可以适合你的。我们可以做的事只能是尽快的适应他们，而不是排斥。学习是一件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试着耐心一点，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有时候老师要收练习册了，可是太忙了，没做完。怎么办?有很多同学就会选择抄答案了。那些答案又长又繁杂。抄了也未必有用。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抄答案不如自己认真的看一下答案，参考一下答题格式和答题的要素,我想老师会理解你的。
很多同学花了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可收效还是不明显，甚至成绩很不理想。我只能说，或许是效率太低了。花费了两倍的时间，却只掌握了别人所学到的一半。那么如何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呢。首先，我觉得一定要认真听课，一般来说，老师的阅历都是比我们丰富的，尤其是政治老师，他们能比我们更深层次地看清一些事物本质，社会现象，他们会举一些例子来帮助你们理解知识点。其次，我觉得做笔记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些知识点你刚学完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懂，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会遗忘很多。这时候笔记就很重要了，它可以帮助你回忆与理解。但是本人很不赞同做很繁华的笔记，就是那种花费了很多时间，抄得工工整整，一字不差的那种笔记。这样子做笔记会很容易错过老师接下来所讲到的重点。所以我建议做笔记是在书上划划知识点，再稍微做些注释，或某些需要注意的东西。最后，就是要专心一点吧。专心是效率的保证。我一直都觉得做一件事就要专一。不要在做政治练习的时候，又去翻一下物理书，或者听一下歌。这很容易使你的注意力分散的。
政治是在于理解的，不是说你不停的背就可以弄懂的。当你理解了每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基本上可以背出来了。多看一些报纸，多关心一下时事会更有助于你的理解。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九
通过对茶文化和体育文化各自特点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两者存在很多的共性。我国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一直保持着“文体不分家”。“文”指的是文化，“体”指的是承载文化的载体或者表现形式。比如，中国的采茶舞、狮子舞、龙舟比赛都是文体结合的典范。以下内容秉着文体互利共生的观点，总结了体育文化与茶文化的共性：
2.1共同的国民心理特征。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民心理的形成都脱离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背景。在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释道三家文化是精髓和核心。尽管三家文化理念各不相同，但都极为推崇“和谐”的价值观念。自古以来，我国各种文体活动在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一直延续着这一理念。现代体育文化中的“竞合”精神，茶文化中追求的“和”的境界都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是中国国民共同的心理特征。
2.2易参与的群体性特征。
体育文化和茶文化活动属于群体性的活动和娱乐形式，参与门槛不高，只要有时间和空间，便可以自由组织。对于体育文化活动参与者，重点不在于体育资源的多少，而在于参与者的兴趣。对于茶文化活动参与者，关注的不是茶叶的品质，而是追求品茗的过程享受。
2.3地域性特征。
我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生活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各不相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个民族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文化。比如，土家人喜欢摔跤，苗族人喜欢舞狮子，赛龙舟是中国南方地区传统节日活动之一。这些活动既属于体育活动，又充满了浓重的文化色彩，而且彰显出原生态的地域色彩。
茶文化与体育文化一静一动，看似两个完全不相关的文化领域，实则有着十分玄妙的内在联系。两者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体育兴趣；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有助于强化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有助于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礼仪规范；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道德观念。但是，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功效与作用并不是“自主发挥”的，需要广大体育教育工作者深入剖析茶文化与体育文化中蕴含的文化元素，找到二者的契合点、融合点，有目的、有计划地把茶文化根植到体育文化教育中，引导学生通过对茶文化的体验和感悟更加深刻地理解体育文化精髓。
目前，学校的体育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体育文化的缺失。社会以及部分高校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大力推进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融合。长安渭水大学举办的茶文化与体育文化融合活动，浙江普洱茶协会开设的《茶道与体育之道》等都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联系。但总体而言，大部分高校在茶文化与体育文化融合建设方面，比较滞后。笔者认为，应该把茶文化纳入体育文化教育体系中，在体育专业开设茶文化课程，重点讲茶道、茶艺以及茶文化与体育文化之间的联系。通过讲解茶道，引导学生从茶故事中领悟为人处世之道，知礼仪、懂规矩，和谐与人相处、与己相处，追求宁静致远的境界，这样学生在这个浮躁的物欲世界，便能找到一片心灵栖息之所，涤荡心灵尘垢。通过茶艺讲解，让学生学会辨茶、认水、识器、观史和知人，做一个有修养、有见识的`人。通过讲解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联系，让学生明白运动过后饮茶的好处以及不同茶叶种类的健康功效。比如，绿茶可以降血脂、降血压，红茶可以利尿排便，花茶可排毒泻火，令人神清气爽。这样不同体质的人运动过后便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以及健康状况选择不同的茶品，补充水分、释放压力，保持身心健康。
3.2以茶文化为载体，支撑和推广体育文化。
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融合不一定局限在教学课堂上，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课外活动，传播茶文化，让学生领悟茶道和体育之道的共通之处。比如教师可以组织学校的各种体育兴趣组与茶文化协会加强交流，让两种文化互相碰撞，激发学生对茶文化的学习兴趣。也可以通过茶话会的形式，组织学生围绕某一体育项目或体育事例展开讨论，达到以茶会友、以茶交流的目的。总之，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融合形式是开放性的，需要体育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集思广益，拓宽和丰富茶文化与体育文化融合渠道，加强二者的融合。在茶文化的支撑和启示作用下，可以赋予体育文化更深刻的内涵，更丰富的内容，从而使其不断发扬光大。
4结语。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另外，不同地区的茶文化又具有不同的区域特色，符合当地的人文特点和自然环境特征。随着健康理念的普及与发展，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重视，甚至成为体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研究课题。大量社会实践证明，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融合能够发挥出最佳整合效益，让参与者在健身娱乐的同时，受到茶文化和体育文化的熏陶，树立健全的人格、健康的道德观念。因此，广大体育教育工作者要深入挖掘茶文化的文化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中，使体育文化教育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体育活动更具内涵和趣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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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莉.儒家人文精神与我国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十
高校体育文化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托于体育课堂、体育课外活动以及一切促进体育发展的文化现象。高校体育文化教育通常在教授某项运动技术、组织教学练习及课外体育人文活动中施以，体育教学及活动情景是教育实施的前提背景。它是一种文化的传递，需要以体育人文活动为载体来实现教育目标。高校体育文化教育的载体包括体育课、体育课外活动、体育运动竞赛、体育建筑标识、体育场馆设施、体育信息资讯、高校体育传统、师生的体育热情、体育教师的人格魅力、标志性的体育人物等，这些不同类型的载体为体育文化教育创设了情景、创造了条件。体育文化教育之所以能依托于体育人文活动之中，是因为体育不是纯粹的身体改造过程，一项运动技术的掌握，除需要基本的身体素质外，还需要身体素质以外的其它素质，如勇敢、果敢、顽强等；体育活动的开展，亦需要诸如顽强拼搏、团结进取、坚守规则等意志品质及行为规范。体育文化教育因体育教学活动存在而存在，与体育技术技能教育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体育教育内容[4]。
2.2复杂性。
高校体育文化教育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教育方式方法的多样、教育内容体系的庞大、教育环境要素的复杂等方面。高校体育文化教育是集认识、行为为一体的教育，认识与行为的形成中包涵了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2种形式，涉及到传授、点拨、说服等直接教育方式，以及暗示、感染、模仿等间接教育方式，这些复杂的教育方式，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实践中潜心运用与悉心接受。高校体育文化教育内容涉及了品质教育、情操教育、准则教育等3大方面，影响的是人类精神层面与行为层面，不仅教育形式方法多样，更需要找准教育的切入点，适时贯穿。高校体育文化教育环境涉及了精神、物质、制度、行为等多个方面要素。精神文化要素汇聚了大学体育理念、大学体育精神、大学体育道德品位及发展方向；物质文化要素重在体育课、体育活动、体育标示及建筑场馆中倾注人文元素、渗透体育文化内涵，提高物质文化品位，实现以“物”化人；制度文化要素涉及体育文化教育的管理思想、组织机构、评价办法等；行为文化要素主要在于对体育文化氛围的营造、师生体育热情的调动等[5]，环境复杂是高校体育文化教育的显著特征。
2.3映射性。
校园体育文化作为现代教育和现代体育2大文化体系的交汇点，既是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校园体育文化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校园文化的开展，它对学校的校风、学风都起着重大的推进作用，能综合地反映高校教育与发展的状态[6]。1）体育文化教育能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使学生有饱满的斗志、昂扬的激情，以及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公平公正的规则意识，这些精神的培育，有助于正确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它与高校德育教育目标相一致，能升华精神、完善品格[7]；2）高校体育文化教育能培养学生的体育习惯、体育意识。学生需要体育强身健体，更需要通过体育缓解压力、调整心情。在高校学业压力大、就业竞争激烈的今天，体育文化活动能缓解学生心理压力，减少因压力而带来的一些偏激行为，它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相契合，能调适心理，形成健康的竞争态度；3）高校体育文化教育能促进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教育实践中参加各类体育人文实践活动是核心，学生在锻炼身体，增强体育精神的同时，开阔眼界、加强交流，提高了人与人、人与物的交往与处理能力，它与高校社会适应教育目标相辉映，促进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为学生走向社会打下了基础。高校体育文化教育不仅仅是实现了体育学科的教育作用，也与学生的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社会适应教育等相映射，共同构成了高校素质教育体系，尤其是它特殊的教育形式，弥补了其它教育的不足。
2.4持久性。
高校体育文化教育的持久性体现在教育过程的持久与影响效果的长久2个方面。文化素养的形成是长期培植与积淀的结果，体育价值观、体育精神、体育道德的形成，不仅需要施教者进行直接与间接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还需要受教育者对教育进行选择加工与吸纳内化，首先从施教与接受过程看，就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复杂过程。再之，教育具有反复性，教育功效的形成需要外界不断地刺激，当遇到负面影响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8]。体育文化教育表现尤为突出，它本身是一项意识与行为于一体的教育，很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干扰，当受到负面的体育文化因子影响时（如一场不公正的竞技裁决、一些不良的竞争表现、较为突出的不文明举止等），正在形成的某种好的意识极有可能动摇，它需要反复的、持之以恒的正面影响。体育文化教育的作用又是长久的，它是一种素质教育，当优秀的品格行为形成后，会伴随人的一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育文化教育中，拼搏精神的形成，能使学生今后无论面临何种困难都富有进取与挑战精神，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乐观的精神；体育情意的形成，能养成理解包容、团结协作、理性分析问题等行为习惯；体育规范的养成，能够以严格的准则要求自己，遵纪守法，以规则约束自己。总之，体育文化教育无论是从生活方式、精神状态，还是精神境界、人格修养等方面，教育影响持久且意义远大[9]。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十一
在当今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里，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起着重要作用。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才的水平，高素质人才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高等教育。作为繁荣的命脉，大学生的教育更是不容忽视，因为他们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实现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力量之一，承载着民族的众望，担负着祖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任。因此，从多个方面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学生只有在思想意识方面不断地加强，向正确的方向靠拢，才会更好更快地成长。
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的确立，社会责任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等多个方面都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大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是否正确，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能否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我们要充分把握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处，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结合，用恰当的方式融合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去。
近几年来，通过一些问卷调查等形式我们了解到，很多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差，自私自利，价值观扭曲，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现象很严重。因此，利用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的研究，更好地帮助大学生健康、积极向上的成长。
提到和平，早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论语子路》里曾说过：“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的是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更加重视人与人直接的和谐。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孔子提倡“仁”的思想，也是当时人际关系的准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友善。可见，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一直延续至今，经得起时代的推敲。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友善的观念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语句，无一例外地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的兴亡与每个人紧密相连，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这些思想和观念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如：汶川地震、青海地震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传统文化《礼记•礼运》篇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段话表达了在很早的古代就意识到了集体、爱国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在那个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过去传统文化的倡导和影响下，现代中国的发展才延续了集体主义的理念。
传统文化到底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的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发展现状又如何?对于古代经史子集，大部分人也只是偶尔翻阅，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兴趣不是很大，因此对这种文化的认可度可见很低。从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今的大学生并不是很热衷于传统文化，其受重视程度已大幅下降。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正需要学校对他们加以引导和帮助，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对大学生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大学生健康的成长，思想道德素质各个方面得到提高和锻炼，整个社会的经济才能快速地发展。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十二
书院教育o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份。先秦时候孔子兴办私学o可说是书院教育之雏形r而汉唐时候的精舍o可说是书院的前身r到北宋时候o书院教育才正式确立。书院教育的最大特色o在於她是由民间学者创办o没有政府的认可与资助o与官办高等学府在许多方面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如果我们翻阅中国教育史的着作o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o就是s在历代之中o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o而这些私学当发展到高峰的时候o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o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後o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o最後趋於衰落o被其他新兴的私学取代其地位。这种现象o唐君毅先生尝称之为「三部曲」o即私学由兴起o到转为官学o到最後衰落的三个阶段。(注2)。
本文不拟讨论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o笔者提及此事o只是想突出一个不争的事实o就是相对於官学来说o传统的书院教育o有其巨大的价值和意义。笔者甚至认为o就是在现代社会中o传统的书院教育仍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
1.强调道德教育o反对追逐名利。
唐宋以来o官学的最主要特徵之一o是把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起来。从好处来说o这种教育能培养国家所需人才o并有利於政府的统治r然而o从坏处来说o则官学容易沦为士人追名逐利的场所o令教育趋於堕落腐化。
书院教育o则往往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o从个人方面说o是以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o从社会方面说o则是进身朝政以实行推己及人的外王之道o或者在朝野上依社会良心议论朝政o令国家朝政纳于正规o人民能安居乐业。理学家朱子(朱熹)曾说s「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o莫非使之讲明义理o以修其身o然後推以及人o非徒欲其务记览p为词章o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注3)就是这个意思。
出自 WwW.XuefeN.COm.Cn
2.着重尊师爱生o建立师生情谊。
中国古代教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o但这个传统却并非在官学而在书院o因为官学的师生许多时候以利害关系为主o故关系容易流于冷漠疏远o不及书院的师生往往有着纯粹而真?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o由於生徒是择师而从的o他们未入门时已对老师的学问和人格十分仰慕o加上入门後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及人格感召o故对老师更加尊崇。以理学家陆象山为例o他与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o当他逝世後灵运回家乡o弟子门人前来吊唁哭丧者近千人。另一方面o老师教导学生o并不重在传授知识o而着重动之以情o说之以理o更重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召o因此o往往对学生十分爱护和关怀。以朱子为例o他白天忙於公务o晚上才到书院讲学o据说他「随问而答o略无倦色o多训以切己务实o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o闻者感动。」(注4)。
3.尊重学术自由o扬弃门派之见。
作为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o一直重视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怀及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o这种观点最能在书院而非官学中体现出来o因为政府为了统治上的方便o往往将思想规范化p单一化o以便於操控o每每令到学术自由受损。相反o由於书院是民间发起的o能够体现学术的自由精神。因此o在历代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o学术界往往出现百花齐放o百家争鸣的现象。以南宋来说o岳麓书院本为湖湘学派张南轩的讲学基地o但他却广邀不同学派的学者到书院讲学o闽学派的朱子及永嘉学派的陈止斋等o都曾到书院讲学o并受到学生的欢迎。另外o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o甚至邀请论敌陆象山前往讲学o双方都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还有o历代的书院常常举办讲会或会讲o召集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一齐讨论重要的学术问题o俾使大家能互相了解和会通o这与现代教育中的学术研讨会的理性交流精神大抵可以相提并论。
4.提倡学术创新o否定死守陈说。
这点与上一点有密切的关系。在官学来说o由於教学内容p考核标准等都由官方严格规定o容易造成学生死守教材p背诵章句o不敢提出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但在书院方面o由於课程较灵活自由o故此o无论教者与学者都能自由发挥o勇于创新。
以程朱理学为例o其兴起与其自由讲学精神有密切关系。例如o在教材方面o除了采用汉唐诸儒所重的《诗》p《书》p《礼》p《易》及《春秋》等「五经」外o亦创新地从《礼记》中取出《大学》p《中庸》二篇o并与《论语》和《孟子》并列为「四书」o甚至从儒学义理的角度出发o将它们的地位提到在「五经」之上。另外o即使是讲授传统经典o亦着重从中发掘新的义理o而非死守旧说。
到明代o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後o它就由一种富有创见的学术思想演变成为化的教条和章句。但当时以书院为讲学基地的新进学者王阳明p湛若水等及其弟子们o敢於向这种腐化的官学作出批判o并由此而发展出崭新的心学的思潮o将儒学思想推向另一个高峰。
上述传统书院教育的特色o明显有着巨大的价值o而且o这些价值有其恒久性o即使在现代社会o亦有其不可磨灭的光彩。以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现代教育来说o後二点的价值仍然是无容置疑的o因为现西方教育从来亦是十分重视学术上的'自由与创新o故此二点亦可得到高度的评价。
至於前两点o表面看来o似与现代教育的理想不尽相同o故容易令人怀疑其价值。可是o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首先o现代教育较重视传授知识和实际技能o从好处来说o是能够培养和训练科学和技术人才o这在现代社会来说o固然有其价值o然而o代价往往是对人的道德价值重视得不够o以致只讲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o如做个良好公民p不妨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之类。这种社会o其实并不符合我们道德意识的彻底反省o并不是使人趋向于成就圆满人格的理想社会。
其次o现代教育特重理性o相对来说o却疏忽人的情感o因此o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o而许多时候不能有互相的关怀和感通o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膜。另外o即使现代教育亦有讨论人生价值的内容o但却只流于理论层面o在实践层面却出现极大的缺陷。一方面o教师往往只重视讲道德o却不能身体力行o容易变成讲一套p做一套o令价值的教育无法完全落实。另一方面o学生只重视对道德问题作理性的思考o而忽略在现实生活中将价值体现出来o亦不能成就圆满的德性。
所以o在这些方面o传统书院教育甚至可以有补充现代教育的不足之处o因此o我们应对她有更多的了解o以求能继往开来o并与现代西方教育相结合o为未来人类社会建立更完备的高等教育。
注释。
(1)笔者在中国教育史方面o说不上有什麽深入的研究o因此o本文也算不上严格的学术着作o笔者写本文的目的o也仅是以浅白的方式介绍一下书院教育的特质和现代意义o文中有关书院教育特质的部份o主要观点o大抵根据以下一书s朱汉民着《中国书院》(台湾商务印书馆o1995)。
(2)详唐君毅着《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湾学生书局)。
(3)朱熹着《白鹿洞书院揭示q跋》。
(4)《朱子年谱》卷四。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十三
摘要：茶文化与体育文化本来关系不大。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文化融合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比如，体育赛事中指定茶品，体育人以茶会友、加强交流等。笔者认为，体育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不应该停留在这些比较浅显的物质活动中，而是应该深入挖掘茶文化元素，促进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融合，共同推进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本文深入分析了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特点及两者的共性，并且探讨了如何将茶文化融入体育文化教育中，以期为我国体育文化教育事业提供有益的指导。
0前言。
现如今，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健康理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和推崇，各地区的健身会所、健身房等健身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校对体育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理念逐渐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学校的体育教育，还是社会上的体育锻炼，都以学习体育技能、强身健体为目的，很少关注和学习体育文化。通过茶文化的融入，不仅有助于打造浓厚的体育文化学习氛围，还可以赋予体育文化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促使体育技能的传授和体育文化的传承双向发展。
1.1茶文化的特点。
我国茶文化不仅讲究外在的礼仪章法，更具有浓厚的思想文化底蕴。与英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的茶文化相比，我国茶文化具有独特的个性，这些个性是在长期演变和发展的历程中形成的独特标志。
1.1.1民族性。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另外，不同地区的茶文化又具有不同的区域特色，符合当地的人文特点和自然环境特征。因而，我国茶文化才能根植于区域文化中，与国人心理因素融合，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
1.1.2大众性。
虽然茶文化有着区域特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区域特性已经融合共生成一种文化元素，有着广阔的群众基础。比如，城市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茶室，各种各样的茶艺表演、比赛，各行业企业定期举行的茶话会等等，借助茶文化促进交流已经成为现代人们的一种思想共识。
1.1.3个体性。
我国茶文化历史悠久，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形成相对比较完善的茶文化体系，其中蕴含着许多丰富的人生哲理和道德理念。但是，由于个人的知识文化水平和人生阅历不同，其参与茶文化活动中获得的感悟和体验也各不相同，这体现了茶文化的个体性特征。
在我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体育教育逐渐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转化。尽管我国的体育文化教育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不难发现我国体育文化是以儒家推崇的“和谐”理念为底蕴的，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
1.2.1聚合性。
聚合性的形成遵循“兴趣——文化——参与”的发展规律。简单来讲，即某一群体人基于共同的兴趣，自愿走到一起，共同营造出一种文化氛围，并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引领和熏陶下，自觉、资源参与这种文化活动。以当今社会广泛流行的一个名词“驴友”为例，一群有着户外徒步旅行兴趣的人基于绿色健身和亲近大自然的共同目标，自发组织到一起，结伴旅游，这就是体育文化的聚合性效应。
1.2.2民族性。
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具有一定的相同和趋同心理，所构建的文化也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这是民族趋同性使然。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篮球文化展现了美国文化和美国人的价值取向，其他国家无法复制。同样，中国国足饱受关注，是因为国足关乎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在这一民族心理的聚合作用下，中国国足形成了强大的命运共同体，并肩作战，荣辱与共。
1.2.3愉悦性。
国外体育专业领域的人士一直诟病我国体育事业，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国民对待体育活动的态度太过于严肃，不懂得享受体育活动的乐趣。随着健康理念的发展，我国新一代的体育爱好者对待体育活动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国体育文化的愉悦性逐步彰显。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十四
中国的礼仪不同于西方的礼仪。在西方人眼里，礼仪通常是指一种风俗，是依据民族或地域差异来区别的风俗。而中国的礼仪是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礼。在中国人眼里，礼是可以凝聚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一种精神，是社会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准则。因此，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礼仪蕴含着特殊的意义，涉及政治、道德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礼仪的政治意蕴。中国的礼仪源起于政治。古人认为，礼是“国之干也”、“政之舆也”，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依据，是保持政令通畅的重要手段。倘若没有礼，再好的政令也不可能通达四方。可见，中国古人是从治国、行政的视角来倡导与推行礼和礼仪的，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统治天下的手段。儒家强调教化，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礼和礼仪的教化，达到政令畅通、政治稳定的目标。周公制礼，其所设计改造的一些礼仪与分封制、宗法制相辅而行，作为周王朝最根本的'国家制度，对政治稳定产生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礼、礼仪对于治国、行政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种礼仪、礼节被整合为系统化的礼制，成为一种行为规范。特别是《周礼》、《仪礼》、《礼记》等礼书的出现，使礼和礼仪具有系统的文本形态，从而用来教化人民。由此可以看出，礼仪的政治意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一种政治秩序，这种秩序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它是一种政治手段，这种手段有利于保证政令畅通。
礼仪的道德意蕴。礼仪与道德的结合是中国传统礼仪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礼仪也是一种道德文化，学习和遵守礼仪是达成善良人格的重要途径。“立于礼”是为人之善，即以礼为做人的根本；“行于礼”是处事之善，即以礼为做事的准则；“让于礼”是交往之善，即以礼为交往的准则。古人具体阐述了礼与德的关系：一方面，礼是德的基础。“礼者，德之基也”，“人而无礼，焉以为德”。礼的观念和意识应该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基础。另一方面，礼是德的规范。“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身有礼则身修”。礼可以端正人的行为，懂得和遵守礼就可以使人的行为符合礼仪的规范，从而保证德的实现。可以说，礼是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礼仪则是这种意识和规范的外显形式。礼仪属于行为活动的范畴，是一种行为道德，它通过行为来表现礼所蕴含的道德。离开礼所蕴含的道德，礼仪只能是繁文缛节。但是，离开礼仪的行为活动，礼所蕴含的道德又将缺乏实现的载体。
礼仪的社会意蕴。在中国历史上，礼仪对于整个社会的治理和调控具有重要意义。礼仪调控社会关系的内在机理，主要是通过礼仪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功能和价值评判功能来调节人的情感和意识，约束人的行为。通过价值导向功能，礼仪引导人们实施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通过价值评判功能，礼仪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评判，矫正不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人通过礼和礼仪，可以增强对自身情感和行为的约束力；人学习礼和礼仪的过程，就是人格完善的过程，也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当儒家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之后，礼和礼仪就从贵族社会的原则演变为大众生活的准则，从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领域逐步延伸到社会治理等领域，成为实现社会调节和控制的重要手段。礼仪属于社会控制中的文化控制手段和非正式制度，具有非直接强制性的特征。礼仪调节和控制社会主要是通过社会评价和内心反省来实现的，并由此达到群体行为协同和整个社会和谐的目标。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十五
从体育文化教育的角度来看，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在实施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尤其是他们掌握体育文化教育知识以及技能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在传播教育信息时对接受主体的影响程度。教育者要明确自己在教育中所承担的角色和任务，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来培养学生的体育文化精神，而且还要观察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来进行教育和指导。高校体育文化教育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它对学生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通常根据教育内容、教育载体、教育平台的不同，灵活施教，没有硬性之规。直接影响需要通过运动技术、技能的学习，让学生获得关于体育态度、价值、规范等方面的教育，使学生通过体验拥有更强烈的学习动机、正确的学习态度、高涨的情绪、顽强的意志和完善的个性；间接影响需要教师的人格魅力、课堂氛围及人际关系作基础，使学生通过良好环境的熏陶，感悟体育精神、体育情操、体育准则。其中，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主导作用的发挥是关键，而教师的综合素养尤其是文化修养，又决定了主导作用发挥的效果。
这里所指的接受主体为高校学生。高校学生这一时期心理和意识上有一般同龄人的共同特点：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增强、富有朝气和幻想、可塑性强，但情绪、心理又不够稳定等；同时也具有其独特性：较强的知识接受能力和较高的知识水平，较高的自我评价与自我期望，较明显的求变、求新意识，情绪化的叛逆心理，非理性的标新立异等。他们对体育文化教育一方面具备接纳性，另一方面具备批判性，而且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从学习理论来看，高校体育文化的接受包括反映、选择、整合、内化等多个环节，大体可分为学习体验与内化提高2个阶段，学习体验是一种感性的认识，这个阶段对知识是广泛的摄取，可以谓之是表象的获得，真正要变为自身的品质，尚需内化过程。内化是在思想观点上与他人的思想观点相一致，自己所认同的新的思想和自己原有的观点、信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态度体系。这种态度是持久的，并且会成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高校体育文化教育中，教师的教授、引导是帮助促进学生摄取知识，而真正产生质变的是知识摄取与内化过程中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学生是体育文化信息加工的主体、是体育精神与意识形成的建构者。
教育客体就是体育文化教育的实施内容，这取决于体育文化教育实施目标和实施对象的需求。作为接受客体的体育文化教育信息，能对接受者产生多大的影响，能否内化为接受者内在的信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内在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源于2个方面：1）信息反映现实的深度，与现实的切合程度以及其刺激的强度、重复率、新鲜度；2）信息与接受者内在认知结构和观念的契合程度。高校体育文化教育是指体育运动技能理性文化之外的体育精神、价值、规范等非理性文化教育，本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调查分析现状的基础上，将教育的主要内容梳理为以下3个方面：1）以培养意志为目标的品质教育，包括独立性、果断性、坚定性等，如顽强拼搏、挑战征服、果敢刚毅、沉着机智等；2）以完善人格为目标的情操教育，包括道德感、审美感、理智感等，如爱国情怀、民族精神、灵魂净化、情绪振奋；3）以规范行为为目标的准则教育，包括思想准则、行为准则，如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团结协作、尊重理解等。
3.4.1显性载体。
体育课程是高校体育文化的基本形式，首先体育的精神教育隐藏在体育技能教育之中，同时也可利用体育课加强体育文化宣传，学习体育文化知识，无论是从教育文化还是从体育文化来看都是极为重要的[10]。课外体育活动是校园体育文化的重要环节，以锻炼身体、愉悦身心为目的的体育活动，能提升大学生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并能加强人际交流与改进人际关系。体育运动竞赛是高校体育文化教育的有力组成部分，相关研究认为，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体育运动竞赛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成功所需要的责任感、成就导向和团队工作技能，能产生保持学校作为有活力的组织所需要的精神和团结，能给予学生在活动中发展和表现社会所注重的技能和机会。另外，校际间的体育运动竞赛活动也可以使体育文化得到交流、教育内容得到互补与完善。高校体育建筑标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是建筑文化的载体也是体育意识文化的载体，它的布局与建设对于整个学校的外部环境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凝聚了人们对体育的理解与向往，展示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体现了人们的情操意志、价值观念，是高校对外展示体育观念最直接的外化形态，也是大学生体会领略体育文化最直观的载体。体育信息资讯指一切可以向学校体育事业提供信息的消息和资料，包括校内外的体育发展情况及其有关的消息、情报、指令、决策等。高校体育信息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它在校园中的存在形式也有很多种，如校园广播、校报、网站等，它们传播体育资讯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体育文化教育的过程。
3.4.2隐性载体。
高校体育文化教育中，大学生通过显性载体认识、体验体育文化，通过隐性载体感受、熏陶体育文化，再同样的经过选择整合、内化吸收后，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虽然最初的接受方式不同，但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高校体育传统与风气是指一个学校为实现学校体育的共同目标，经过集体的长期奋斗，在体育教育方面养成并流行的带有普遍性、重复出现、相对稳定的一种独特的思想行为作风。它是一种具有巨大的、无形的教育力量的体现，反映着深层的体育思想观念，是被推崇的体育价值取向和信念。高校体育传统与风气具有极强的渗透力，潜伏和弥漫在整个校园的各种环境因素与群体之中，形成一种浓烈的体育精神氛围，使置身其中的广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师生的体育热情对体育文化教育的促进体现在2个方面:1）教师和学生作为集体中的一员，都自觉并积极地适应和遵从自身所扮演角色的规范要求，具有良好一致的目标、舆论标准、自觉纪律和情感体验，心理容易产生共鸣；2）高涨的师生体育热情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体现了学校体育文化的活力与朝气，它感染着校园中的每一个人，凝聚着每一个人的心，这种感染力就是一种无形的体育文化教育载体。标志性的体育人物对大学体育文化形成起着引领与表率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国高校中只有清华大学树立了榜样性的体育人物，清华的马约翰先生在该校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运动会在清华每年举行1次，有着无形的教育力量。标志性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优秀的个体和优秀的团队2类，他们勇于拼搏、勇于挑战、不怕辛苦等品质就是校园体育文化最外放的体现，他们的行为举止表现了学校体育观念与价值取向，由此形成的体育文化氛围对学生起着导向、约束、矫正、激励的作用。
就体育文化的形态而言，体育文化教育的环境一般分为物质环境、制度环境、行为环境3大类别，而相对受教育者而言，又分为3个层次：外层为受教育者通过各种传媒了解到的体育文化大环境；中间层为受教育者通过人际交流或偶然机遇，“看到听到”的环境，一般为制度环境；内层为受教育者亲历的，与受教育者有着直接、稳定的现实联系的环境。它类似1个同心圆，对接受者的影响和作用由内向外而层层递减。大学生通过亲历最内层接受环境而产生的感性经验，对他们的教育信念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最大，对体育文化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1]。以上物质环境包括体育活动场所与设施设备、体育图书音像资料、体育社团及组织机构等；制度环境包括体育领导机构、体育管理政策、体育规章制度准则、各类体育文化方案、健身方法指南等；行为环境包括体育价值观与态度、体育竞技与人文活动、师生体育行为等[12]。体育文化教育环境之复杂，不仅是因为构成环境的因素之多，而且还因为有些环境是抽象的，对学生的影响是隐性的、无声的，甚至看不到即时效果，而正是这些无形的环境要素，对体育文化教育发挥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影响与作用。
4结论。
高校体育文化教育是一个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完整系统，教师、学生、教育内容、教育的显性载体与隐性载体、教育的物质环境、制度环境、行为环境是该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中教师体育文化教育知识以及技能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学生的接受影响程度；教育内容能否对学生产生影响并内化为信念，取决于内容本身的生命力；学生对体育文化教育一方面具备接纳性，另一方面具备批判性，他们借助教育载体，经过认识、体验、内化等过程促成行为的形成，其中由亲历的、最内层接受的环境所产生的感性经验对体育素养的形成作用最大。
作者:杨玲韩双双单位:三峡大学体育学院。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十六
从本质上看，中国传统礼仪属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附带着一种雅致的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传统礼仪中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并且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内涵，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可以使传统礼仪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中国传统礼仪的现代价值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挖掘。当前，可以重点发挥其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改善社会调控方面的作用。
通过礼仪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中国传统礼仪是与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规范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虽然当前道德建设的内涵与传统道德的内涵有本质区别，但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挖掘传统道德中一些有益的思想和做法，对于加强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还是大有裨益的。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明礼诚信列为基本道德规范，把文明礼貌列为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这都要求我们把传统礼仪中的积极因素同现代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创新公民道德建设形式。目前，尤其可以利用传统礼仪来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社会公德的礼仪，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共领域和谐秩序的道德要求，主要是协调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作为职业道德的礼仪，体现了特定职业的道德要求，主要是协调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我们应发掘传统礼仪中的道德规范，教育广大公民讲礼貌、重礼节，以礼待人；教育各行各业人员爱岗敬业，尊重服务对象，遵守职业道德，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通过礼仪改善社会调控方式。社会安定有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体现为社会相对稳定而协调的存在状态。制度是约束社会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而礼仪就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从社会调控方式来看，正式制度采用强制性的调控方式，非正式制度则采用非直接强制性的调控方式。礼仪对社会秩序的调控，往往是通过约定俗成的群体规范、文化认同等来实现的，在某些时候这是一种更加有效的调控方式。礼仪强调行为的规范、有序和协调。规范是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礼仪规范的要求，有序是要求人们的行为有条不紊地进行，协调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协调一致。这些要求有利于形成严格的秩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深入研究传统礼仪对社会秩序的调控作用，高度重视礼仪在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中的意义，充分发挥礼仪作为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人际交往的纽带和化解矛盾的手段的作用，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十七
与社会有关的特殊社会现象的学问。文化的范围很广，它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产物，体现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反映在体育活动方面，从而形成体育文化。目前学术界对体育文化的概念表述难求完全一致，其分歧源于观察角度、认识的层面、界定的背景等。归总研究，体育文化首先是一种肢体文化，是人类在其自身的生产和发展过程中，为了人健康、全面、和谐的发展而主动、有意识进行的一种肢体锻炼活动；其次是制度文化，是在各类体育活动的发展和进行过程中，为了体育活动顺利有序地进行，所产生的各种制度；再次是精神文化，是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心理等体育精神文化；最后是各种物化形式的文化，即以人类创造的物质形式而存在，蕴含体育文化内涵的物质产品，如奥运奖杯、火炬、吉祥物等[2]。高校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的下位概念，是指高校校园文化中与体育文化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高校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以学生为主体，以体育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高校校园精神为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高校体育文化相对于体育文化来说是一种亚文化，它作为现代教育和现代体育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汇点，既是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形式[3]，它形成的动因主要来自学校体育开展的状况、学校体育发展的硬件建设、竞技体育水平、体育竞赛与活动的参与率、学校体育的人文环境等。高校体育文化教育是指体育运动技能理性文化之外的体育精神、价值、规范等非理性文化教育。高校体育文化教育的实质，就是将校园体育文化作为教育本体，贯穿到高校教育全过程，使这种以身体活动为原初载体的特殊校园文化渗透到教育各环节，让其在促进全体学生身心健康、提高综合素质、造就品格毅力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它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环境氛围为依托、教师引导为基础、内化领悟为关键，具有依托性、复杂性、映射性、反复性等特征。
高校体育技能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体育的知识、技术和技能，根据技术、技能形成的需要，同时也强调体育态度和个性品质的发展；体育文化教育主要是发展学生的个性品质，如顽强拼搏、公正，团结互助等，它隐藏在运动技能学习与体育人文实践活动之中。体育技能教育是一种直接教育，体育文化教育是一种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相融合的教育，它与体育技能教育的显著标志是：教育主体借助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体育运动竞赛、体育建筑标识、体育场馆设施、体育信息资讯等显性载体，以及高校体育传统、师生的体育热情、体育在学校中的地位、体育教师的人格魅力、标志性的体育人物等隐形载体获悉教育内容，具有较强的依托性。
体育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体育文化包含了所有的体育行为及促进体育发展的现象。依照这一概念，高校体育文教育包涵了体育理性文化与非理性文化。鉴于庞大的内容体系势必造成研究的重复与表浅，本研究重在对高校体育文化中的非理性文化进行教育，也就是体育作用于人的精神方面的内容，包括意志品质教育、人格情操教育、行为准则教育等。高校体育文化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促进学生道德、情意、规范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增强学生体育行为的主观能动性，继而健全人格，升华精神，提高社会适应能力。衡量教育效果的好坏主要看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展，体育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是否全面养成并渗透在社会生活中。
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十八
从本质上看，中国传统传统礼仪属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附带着一种雅致的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传统传统礼仪中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并且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内涵,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可以使传统传统礼仪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中国传统传统礼仪的现代价值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挖掘。当前，可以重点发挥其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改善社会调控方面的作用。
通过传统礼仪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中国传统传统礼仪是与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规范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虽然当前道德建设的内涵与传统道德的内涵有本质区别，但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挖掘传统道德中一些有益的思想和做法，对于加强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还是大有裨益的。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明礼诚信列为基本道德规范,把文明礼貌列为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这都要求我们把传统传统礼仪中的积极因素同现代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创新公民道德建设形式。目前，尤其可以利用传统传统礼仪来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社会公德的传统礼仪，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共领域和谐秩序的道德要求，主要是协调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作为职业道德的传统礼仪，体现了特定职业的道德要求，主要是协调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我们应发掘传统传统礼仪中的道德规范,教育广大公民讲礼貌、重礼节,以礼待人；教育各行各业人员爱岗敬业，尊重服务对象，遵守职业道德，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通过传统礼仪改善社会调控方式。社会安定有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体现为社会相对稳定而协调的存在状态。制度是约束社会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而传统礼仪就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从社会调控方式来看，正式制度采用强制性的调控方式，非正式制度则采用非直接强制性的调控方式。传统礼仪对社会秩序的调控，往往是通过约定俗成的群体规范、文化认同等来实现的，在某些时候这是一种更加有效的调控方式。传统礼仪强调行为的规范、有序和协调。规范是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传统礼仪规范的要求，有序是要求人们的行为有条不紊地进行，协调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协调一致。这些要求有利于形成严格的秩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深入研究传统传统礼仪对社会秩序的调控作用，高度重视传统礼仪在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中的意义，充分发挥传统礼仪作为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人际交往的纽带和化解矛盾的手段的作用，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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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传统教育的意义篇十九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源自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哲学分属不同的思想传统，从一般意义上可以认为，西方哲学是求知之学，中国哲学是求道之学。由于地理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来形成了与西方哲学不同的特点，当古希腊人把目光投射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中国古人则将目光关注到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因此中国哲学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历史对现实的投射，并最终体现为自身鲜明的政治哲学特质。
1.由价值取向看，对道德伦理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根本基调。
自人类有能力对社会群体生活进行反思时起，应当存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就成为各民族思想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在西方，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哲学认为，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在于实现全体成员的幸福，而城邦幸福作为公共善，只有以正义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并以理想政体的客观制度架构加以安排，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应当考虑对于大多数的人类和城邦，究竟哪种政体和哪种生活方式最为优良这个问题。”与古希腊哲学不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除了早期法家那样极端主张君主专制的学派，大多数思想家都给优良社会政治赋予道德的内涵，特别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始终强调道德与伦理对政治生活起到的作用。
儒家倡导符合道义的政治并拒绝暴政。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历来从“道义”的角度探讨治权的合法性问题。“道”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原则，“义”是政治活动如何达“道”的价值规范。道义的核心是公平、公正，其实质是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即合道德性。因此，在儒家看来，“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运作的基本法则，也是评价政治善恶的根本标准。虽然不同的思想学派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拒绝用政治本身来解释政治。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的争鸣，再到两宋儒家有关道义与功利的论辩，贯穿于这一漫长思想过程的是思想家的道德努力，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道义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但归根结底，关于政治秩序合理性暨合道德性的理论是思想家的集中要旨，其核心是如何达致公平、公正的政治生活。“为政以德”、“道之以政”、“政者，正也”，这些被奉为价值典范的至理名言不仅占据了儒家经典的重要位置，更是影响了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由此成为古代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传统。
不难看出，儒家对政治的理解是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基础，主张为政者以自己的美德作为人民的表率，并以此进行教化，提升和引导人民的社会行为，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良善。不仅如此，早期儒家还将道义作为评判政治得失的尺度与标准。对于统治者之所以得失天下所作的政治评判，儒家常常借引尧、舜、禹、周公等圣王以及桀、纣、幽、厉等暴君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以警示后世君主，他们深切希望统治者能够通过修身、正名而具备自我约束的品德，为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一种价值典范和行为指南，并以此来构筑社会政治信仰的基石。
儒家致力于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作为人伦标准的圣王，也是天下政治的标准。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可以说，儒家士人追求的理想即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具体而言，所谓内圣，是指通过人的修身养德而达到的理想精神境界，是主体价值的内在超越;所谓外王，是指以人的境界修养起起点，通过将内在价值转化为外在事功，进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理想。孟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其身而天下平”。他认为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大学》中，儒家学者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被视作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途径：欲平天下，须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必先修其身。归结到一点，即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不仅是天下平的起点，还是天下平的基础和根本，换言之，内圣是外王的根本、依据。在面对政治上的名利、富贵、穷通等各方面的诱惑和考验，儒家主张士人君子的进退、行止均应以政治道义为依据或前提，内圣外王之道超越了功利而最终又落实到功利。它是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
2.由思想基础看，对天道性命的建构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撑。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有云：“凡政治哲学上大思想家，其立论足开学派者，必其思想于形而上学有根据。”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伦理学，它所关注的是政治的道德层面，同时，政治哲学也是关于政治的形而上学，思想家所能做的，还包括通过逻辑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是对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则和目的的终极追问。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生为最终归宿，其本体理论融摄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这与西方视本体为纯知识的建构迥然不同。形而上的思辩与切实的生存方式交织在一起,使儒释道三教理论既相互契合，又彼此乖离。换言之，中国传统思想的本体论，不仅是一种逻辑预设，其立脚点在于为现实政治与人生实践寻找先验的终极根据，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思想家看的非常清楚。
从很早的时候起，把握“普遍必然性”的形上本体便成为道家哲学的自觉意识。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德”是万物得之道者，宇宙的最高境界是顺天无为的自然境界，老子说“道，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老子•六十二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不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老子•六十二章》)道作为形上本体，落实到现实层面，表现为无为、不争，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侯王若能掌握它的规律，国家就可平安顺利。庄子也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无为无形”的存在，但庄子对道的理解与老子略有不同。基于对自由的认识和追求，庄子从万物等齐的观念出发，认为在“道”这个绝对尺度面前，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存在，“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在庄子看来，以道为标准，天地间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事物之间在“道”的映照下没有差别，所谓事物之间的界限与差别，都是每一种事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其他事物而形成的感觉。按照庄子的认识，要实现真正的“逍遥”(自由)，就必须把无君无臣的无政府状态作为最高理想，而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礼义规范和道德准则则是约束人们的桎梏和拖累，只有摆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才能在根本上解决人生问题，即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庄子自由观的精髓。
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学说也体现着建构形上本体的理论任务。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观念，儒家视域中的“天”指的是道德之天而非自然之天，确切地说，是体现于自然中的道德本体。作为道德境界，“天人合一”是人与道德本体的合一。早在先秦，儒家以道德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形上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它的心性之学。在思孟学派那里，宇宙在实质上表征着道德的本体，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而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个道德的例证。孟子说：“仁，人心也”，“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将天道与人性对接，把宇宙本体论同人性道德论打成一片，奠定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基调。作为第二代新儒学，两宋时期的理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过程完结的重要标志。宋代思想家最为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通过对终极原因的追问，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论证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二程说：“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经过理学家的论证，作为终极存在的本体(“天理”)与人间社会的伦理规范贯通起来，形成具有浓郁道德伦理意蕴的政治模式，儒家父子人伦、君臣上下的纲常观念被提到绝对普遍的高度，落实为伦理政治的秩序威慑，以此保证现实政治规范在上下尊卑、日常生活中井然有序地开展。
3.由实践品格看，对百姓与民生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实目的。
不同的思想学说有不同的学术旨趣。在西方，柏拉图主义将一个超越于尘世之上、无时间无历史的、永恒的理念世界确定为真理，却把一切尘世中易逝的直接生命遗忘。然而，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解释理路中，我们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景象，对自然宇宙、社会历史、政治人生的解释被视作有机的生命整体。在治世与行道的政治实践中，中国思想家并不忽视和否定民众的现实生存需要，可以说在强调道德理性的同时，又充满了人情味。牟宗三先生曾说：“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由此扩展到社会领域，对百姓生活和民生问题的关注这也构成了中国思想有别于其他传统的一大特色。
中国思想家普遍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虽然古代中国的政体基本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与一家一姓王朝的延续才是统治者自身关注的头等大事，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思想家认识到高高在上的君主和看似坚固无比的王朝，其兴旺与否其实取决于卑贱的下层民众。商周之际，周初的统治者与思想家看到了民众在灭商战争中发挥的决定力量，无不感叹地得出“天使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历史总结。这种总结一方面使西周政治思想远离殷商神权政治，民意取代天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天民合一”思想成为早期儒家的文化母体，为后来儒家政治思想所继承，成为民本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后续发展。
自此之后，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但是政治的实际，也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先秦儒家是民本思想的积极提倡者，儒家认为，所谓民，一般来说指与君、臣相对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庶民百姓，其主体是农民或平民，而非工商和非工商的官僚地主阶层组成的富裕群体。虽然平民百姓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儒家认为是他们养育了统治者，而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必须为民众服务。因此，中国传统民本论认为，要想使民众生活幸福，其基本的治理逻辑是：一要在政治上安民与救民，保障秩序的稳定，避免战乱，消除政治上和自然灾害对民众的危害;二要让普通民众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孟子认为，王道之始首先在于“养民”，所谓“制民之产”就是要给人民以土地耕种，满足民众最基本的温饱与生活需要，进而使民众过上富足的日子;三是不仅在政治上安民、救民、经济上富民，还应该在道德、文化上教民。孔子曾与他的学生讨论过教民问题：“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教民思想是中国传统民本论以至于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质，古代君主和政治思想家都认为，政治的最高意义不仅要做社会事务的管理者，也要做思想上的教导者，所谓君师合一，政教合一才是政治寻求的最高目标。
当然，传统民本论不止是儒家的观点，其他学派也有养民、富民与教民的思想，但有时对于民众的关爱又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与儒家不同，道家对民众尊严的关怀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品格。在道家的理想社会中，百姓的生活是个体的、自然的，统治者对首先对民众的肯定体现着“对一切生存个体的尊重、关心和爱护。”所谓“善行无辙迹”，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老子认为,圣人式的管理者不会强迫百姓做任何事，也不会向百姓炫耀自己的恩德，百姓仅仅知道他的存在，而不必理会他的存在。承认自然的秩序高于强制的秩序，这是道家理想中的“无为而治”，也是道家思想提供给人类的古老智慧。
自西方现代政治学问世以来，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开始沿着不同的方向前行。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深入分析了君主维护政治权威的手段和技巧，在他看来，政治制度的支撑点和出发点既不是道德，也不是伦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的预设体现无序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因此成立强权国家是有必要的。现当代自由主义则把权利优先于善看成是正义的根本要义。可以说，现代政治哲学与古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有着明显弱化形而上学、道德的特质，反之，对科学实证、经验描述和价值中立有着情有独钟的偏好。站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立场上看，政治领域中的事物,对于好坏、善恶不可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不仅如此，在对政治行为的道德评价的背后，还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懂得自尊和尊敬他人，懂得如何有效而平和地处人作事，这就需要富有情感和理性的人文素质，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提倡一切道德的价值和原则之外、之上，还应该考虑到民众的最佳的生存状态，为民众积极地去创造环境。
02。
政治哲学既是一门知识体系，又是一种思想理念和价值规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其产生的时候起，它便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广泛的作用和影响。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对于古代政治生活所发挥的主要功能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现实政治世界的辩护功能。
虽然政治哲学通常被视作思想家对社会生活做出的应然判断，在更高和更抽象意义上探寻政治领域那些根本性和终极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不向现实政治生活负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为实际的政治制度、决策和行动作出辩护与解释是政治哲学的首要功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时曾说，哲学是这样一种形式：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或只是超越时代的先验思考，而是与它所在的整个民族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对于政治哲学家而言，他生活在某个时代之中，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某个共同体之中。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全部历史，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前提：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不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国家的产生和建立是人类群体无可替代的必需品，由此人们常说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人性中没有天然的道德准则，人的行为主要是由私欲所驱动，所以为防止相互侵害，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必须建立契约，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从而走出自然状态，走进政治文明，这便是国家的起源。
为了证成国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中国传统思想家同样有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周易•系辞下》提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地是自然万物的创造者，运动变化的总根源，人与国家是源于自然进化过程的产物，国家是必要的公共设施，礼义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可以说，思想家的主观用意不是论证国家是否应该存在，而是为国家的存在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如果说国家(共同体)的产生是摆脱自然无序的必然结果，那么规范有序的政治生活则是关涉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人是政治动物，又有动物的自然属性，荀子认为，人的原始本能和欲望，如目可以视，耳可以听，饥而欲饱，寒而欲暖等等，这类能力和欲求是人生来就有的，它具有先天性、自然性和受动性特征，属于人的感性层面。然而，人的这一自然属性与社会秩序、公共规范是有所冲突的，威胁世间合作的一切暴行都能从人性中找到根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人的天性就是对利益的追逐和竞争，其根源在于人有好利恶害的本能和感官欲望，在没有公共权力存在的地方，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本性，就很容易造成人们相互之间的争夺、残害和淫乱，破坏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从而引发暴孽横行。在这一意义上说，思想家不仅要在理论上证明自然状态被国家所取代的合理性，而且还必须使社会成员明白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优良的社会生活之所以可能，需要礼义法度对人性加以约束、疏导和提升，这是礼义产生的客观必要性。“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因此，相对于自然人性来说，必须经过人为的加工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才有价值。就此而言，人性中“恶”的一面只有经过教化驯导才能合乎礼义治道。圣人起礼义、制法度就是为了矫治防御人的本性。所谓圣人“制礼作乐”不仅体现在儒家贤能与常人在德性方面的差异，也给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尽其应尽的道德义务，从而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提供了可以接受的理由。
无论中外历史，在前现代社会人的社会等级身份都存在各种不平等，甚至在古典政治观念中，这种差异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天然事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早期发生的时候，由夏商周以来确立的王权政体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对于思想家来说，如果君权至上的历史逻辑及其依托这种政体而运行的政治制度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在理论上说明和展示当下政治生活的合理性便是他们竭力维护的普遍依据。从消极方面说，思想家有关现实政治生活合理性的论证，就是通过理论的阐释使原本强力形成的现状，使民众加以接受和承认，从而各安其位，避免僭越;从积极方面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理论的教导和灌输使大多数成员自觉认同现行政治观念、文化，并接受所处的社会现实，从而为维护正常政治秩序便有了心理准备。就像约翰·罗尔斯所指出的，“政治哲学有助于安抚我们的挫折感和抚平我们对社会及其历史的愤怒。”换句话说，思想家之所以对现实政治进行辩护，正如黑格尔那句名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当然，这种“合理性”是相对的，它要求人们把这种相对合理视作人类走向绝对合理的不可逾越的过程和阶段，以此缓解人们现实中的痛苦。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儒家一方面认为，好的政治应该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也承认好的政治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这种信念在古代社会长期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也促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为天下人谋取功利，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情怀。
2.对现实政治世界的批判功能。
尽管历史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在一定政治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建构起来的，但其一旦建立就可能受到各个阶级、阶层和权力格局的左右。因此，如何制衡现实政治中的权力，防止统治集团的权力被滥用，以及平衡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就成为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施特劳斯认为，政治本质上是压迫性的，而哲学本质上则是批判性的。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意见的尝试”。这意味着，政治哲学本身带有质疑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一切权威和真理，换句话说，它并不首先拥有权威和真理，而是对社会价值和政治基础的批判与追问，反映的是“什么是应该”，“什么是正当”，“什么是对”。一言以蔽之，政治哲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学。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批判，这类似于安德鲁·海伍德所说的“对政治信仰的批判”，即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且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政治理念、价值和原则的质疑与反思。众所周知，先秦道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对当时现实政治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揭开了诸子百家之学的序幕，儒家高擎起道德主义大旗，把道德视为人的存在的最高本质和国家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但是，“道德”二字作为哲学范畴却出自道家，是由老子首先使用的，老子曰“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在老子看来，人要完成自己的生命，实现自己的价值，就须“同于道”，“同于道”也就是拥抱自己的本性，回归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因此，道家激烈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由此老子认为，酿成社会**的根本原因，完全是人为的仁义礼法之类社会伦理规范躁动和功利所致，相反，最好的统治应该是自然无为而治，“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才能复归于“道”，自然无为才是治国之道。二是实践批判，即为防止在现实运作中因政治私利而滥用权力所寻求的约束和抗衡。对中国古代思想家而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诉求，并不能直接地导致实际政治生活的“有道”，纵览古往今来的历史，不难得出，往往是权力拥有者的逐利性和政治制度的僵化乃至异化纠结在一起，扭曲和背离了政治理念、原则。有学者指出，“古代思想家所以对君主的道德品质提出很高的要求，其目的便是希望由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执掌权力，从而防止暴君污吏;‘播其恶于众’。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寻求的是对于君主权力的‘道德约束’”。
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社会走上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应，思想界也由原来的百家争鸣转而进入“别黑白、定一尊”的时代。两汉时期，通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经过董仲舒的论证，三纲五常被神圣化为宇宙法则，独尊儒术确立为国家的正统学说。而在现实中君主关心的只是一家一姓的统治秩序和世袭传承，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道统和以帝王为代表的政统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和冲突。东汉党锢儒生，志在“澄清天下”，横议朝政，这直接威胁到统治的权威，因而受到朝廷的打击。魏晋之际，政争酷烈，天下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对汉末以来的名教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又不愿做趋炎附势之徒，虽远离政治，仍被视为王权的障碍，最终被司马氏集团所杀。可以说，站在专制君主的立场上，只有打击知识分子的人格，才是维护君主的独尊地位和心理。政教合一的历史结果，只能是王权统一教权，而不可能是教权统一王权，政教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需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忠顺不二、尽职守则的儒吏，而不是独立思想，追求正义的卫道者。
陈来先生说，政治不是超道德的，而且政治最有可能是造成大恶的活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历史经验为基础，以善恶为尺度，蕴含着对暴政、虐政批判的意识，因此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关注焦点。如何约束现实政治中的权力，如何保证社会生活中秩序不分崩离析，也成为全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终依归。就传统儒家来说，一方面要求君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仅凭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并不可靠，思想家们也试图寻求着某种足以约束君主权力的力量。正如荀子所说，“道存则存，道亡则亡”《(荀子·君道)》“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士大夫竭力维护道统权威，并以此与政统权威进行抗衡乃至将道统至于政统之上，也正是体现着对于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约束，由于这种约束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过程才有可能不断地从野蛮或不怎么文明走向文明，才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的质量不至于极其低下。
3.对未来理想政治发展的导向功能。
如果说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起到了推动和完善现实政治发展的作用，那么描绘与设计理想蓝图则成为政治哲学为未来政治发展所指引的终极目标。罗尔斯把政治哲学视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是超越现实而去探索政治可能性的界限。其实，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往往表达的是思想家们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的不尽如人意需要从根本上对人们的生存方式加以检省，而这尤其要在政治领域提出更好的理想模式，从本质上说，思想所设计的宏伟蓝图无不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但因为它会与实际的政治中发生接触和碰撞，所以即便是一种学说和理想，同样会对历史的进程发生深刻的影响，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就中国传统儒家而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首先是一个充溢着道德感的世界，理想的政治应是纯粹道德的政治，而纯粹道德的政治不仅是可能的，还在实践性建构中能对社会发展起到导向性作用。
作为儒家乌托邦政治思想的集中写照，《礼记·礼运》开篇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传说中的“大道之行”的世界即是圣王三代的理想世界。在儒家看来，三代之际是以尧舜禹为代表的上古圣王实现理想政治的完美典范，他们选贤与能，禅位让贤，以仁义孝道感化百姓，这种人格魅力不仅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也使得整个社会在他们的治理之下呈现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的善美景象，“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由此可见，在儒家眼里，三代圣王治理之下的“大同世界”就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世界，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它不仅能够将历史与未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融怀恋与憧憬于一体，从而为现实生活设置了一个参照物，而且因为它与现实保持着距离，所以能以批判的姿态要求现实政治制度改良统治法则，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约束政治压迫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最终实现善治。
遗憾的是，《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无论多么美好，在历史上却没有真正实现过，具有空想的性质。现实中的世界更多的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尴尬境遇。二程就认为，“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朱熹也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下之间也。”在程朱看来，汉唐以降的历史与三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道、治的分裂，在大多数时候，“道”并不行于天下，而是“架漏牵补”，统治者以刑罚与暴力对百姓横征暴敛，即便有时偶合于“道”，但从根本上说都是人欲胜过天理的历史。然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理想被重置于现实社会的时候，如何进行实际有效的纠正就成为一个难题。
不过，这并不妨碍乌托邦作为儒家政治思想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尽管大同世界是虚拟的，但它却表现了古人体察政治在道德缺席下可能造成的极端和失控，如果理论对现实一味肯定，必然使实际政治走向僵化。强调政治的正当性和理想性，需要对社会与国家作出符合道义的规范和制衡。毫无疑问，这种规范和制衡体现着思想家追求至善的理想情怀，在抽象意义上的终极信念，对社会公正、自由、和谐的向往，传统古人的政治理想不仅对过去充满留恋，又对未来抱有期望，在这种权衡比较中，政治理念呈现出浓厚的道德取向和超越色彩。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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