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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篇一
关于记忆学,最早文献源自于西元2500年前希腊演说家西蒙尼提斯〈simonides〉...更是世界上最重视记忆学研究的国家,每年都会定期举办世界奥林匹克记忆大赛。
自从有了人类之后，记忆便跟随并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中。远古时代，人们为了生存就要记住周围的环境，要分辨出哪些动物、植物对人们有害，哪些有益，如何寻找食物，如何应付各种自然灾害。
把这些经验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就需要保存住记忆。同时，增强记忆力，也成了人类生存十分重要的学问，倘若发生什么大灾害，人类自身及所有知识记录惨遭毁灭性打击的时候，如果氏族首领侥幸存活的话，他们就需要尽一切努力去恢复一切已经失去的知识，所以他们平时要训练增强记忆的能力，把一切圣典记在自己的大脑中。据记载，新西兰毛利族的首领卡马塔那能背诵全族长达1000年的，包括45代人的历史，这些内容足足够他背上3天3夜，而他却从不看笔记之类的东西。
为了解决记忆问题，古人还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据说印加人能够用结绳记下十分 复杂的长篇史诗。但是人类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记忆力的，现在人们已很难说清楚了。不过关于记忆力的第一批概念的形成却应该归功于古希腊人。尽管有些理论在现代人看来显得很幼稚，但他们的确是第一批提出记忆力的学术概念的人。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帕蒙尼德认为，人的记忆是由明暗（或冷热）两种物质构成的混合体，只要混合体没有受到干扰，记忆就是完整的，一旦混合体发生变化就会出现遗忘现象。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迪奥泽尼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记忆是由使体内空气保持均匀分布的东西所组成的，与帕蒙尼德一样，他也认为一旦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出现遗忘现象。
在记忆问题上提出重要概念的第一人是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柏拉图。他的理论被称为"蜡板假说"。他认为，人对事物获得印象，就象有棱角的硬物放在蜡版上所留下的印记一样。人对事物获得了印象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印象将缓慢的淡薄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这就象蜡版表面逐渐恢复了光滑一样。所谓"光滑的蜡版"相当与完全遗忘。这种学说虽然也不完善准确，但还是影响了许多人。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末，提出了一个较为科学的概念。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一些的大脑的功能，在他那时主要被当作了心脏的功能。他认识到了心脏的部分功能与血液有关，而记忆则是以血液流动为基础的。遗忘的发生主要是血液流动减缓所致。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联想法则，这是他在记忆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有些联想法则还在影响着我们。
古罗马人在记忆理论上的研究很少，不过他们使用的"罗马家居法"和"直接联想法"一直传到了今天。这几种方法很实用，现在许多书上讲的快速记忆方法都有这两种方法的影子，有的只是变通了叫法或则略加了改进，但实质内容是一样的。
一直到公元17世纪，记忆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展。17世纪中叶，英国出现了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联想主义"心理学派。霍布斯对记忆现象做了唯物主义的分析；洛克则在欧洲心理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重要的记忆现象--"联想"一词，此后"联想"便成了专门的术语了。第一个在心理学史上对记忆进行系统实验的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他对记忆研究的主要贡献一是对记忆进行严格数量化的测定，二是对记忆的保持规律作了重要研究并绘制出了著名的“艾宾浩斯记忆遗忘曲线”1885年他出版了《论记忆》一书。从此，记忆成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记忆研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家或设立记忆法专科学校，或开办函授教学，开始对人们进行增进记忆的普及教育。
记忆的敏捷性是指一个人在识记事物时的速度方面的特征。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记住较多的东西，就是记忆敏捷性良好的表现。记忆的这一品质，与人的暂时神经联系形成的速度有关：暂时联系形成得快，记忆就敏捷；暂时联系形成得慢，记忆就迟钝。在敏捷性方面，有的人可以过目不忘，有的人则久难成诵。但各人的特点不同：有的人记得快，忘得也快；有的人记得慢，忘得也慢。记忆的`敏捷性是记忆的品质之一，但它不是衡量一个人记忆好坏的唯一标准。在评价记忆敏捷性时，应与记忆的其他品质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记忆的持久性是指记忆内容在记忆系统中保持时间长短方面的特征。能够把知识经验长时间地保留在头脑中，甚至终生不忘，这就是记忆持久性良好的表现。记忆的这一品质，与人的暂时神经联系的牢固性有关：暂时神经联系形成得越牢固，则记忆得越长久；暂时神经联系形成得越不牢固，则记忆得越短暂。在持久性方面，有的人能把识记的东西长久地保持在头脑中，而有的人则会很快地把识记的东西遗忘。一般来讲，记忆的敏捷性与记忆的持久性之间有正相关，记得快的人，保持的时间较长。但也不尽然，有的人记得快，但保持的时间短。
记忆的准确性是指对记忆内容的识记、保持和提取时是否精确的特征。它是指记忆提取的内容与事物的本来面目相一致的程度。记忆的这一品质，与人的暂时神经联系的正确性有关：暂时神经联系越正确，记忆的准确性就越好；暂时神经联系越不正确，记忆准确性就越差。准确性是记忆的重要品质，如果离开了准确性，敏捷性、持久性就失去了意义。
记忆的准备性是指对保持内容在提取应用时所反映出来的特征。记忆的目的在于实际需要时，能迅速、灵活地提取信息，回忆所需的内容并加以应用。记忆的这一品质，与大脑皮层神经过程的灵活性有关：由兴奋转入抑制或由抑制转入兴奋都比较容易、比较灵活，记忆的准备性的水平就高；反之，记忆的准备性的水平就很低。在准备性方面，有的人能得心应手，随时提取知识加以应用，有人则不然。记忆的这一品质是上述三种品质的综合体现，而上述三种品质只有与记忆的准备性结合起来评价，才有价值。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篇二
学生在价值多元的时代，面对越来越多的选择，也伴随着更大的考验。价值观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价值关系抽象概括的结果，是价值主体价值认知发展的最高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以理想、信念和信仰三种形态出现。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价值主体注意、认识和接受价值客体与自身的关系，其次是评价和组织各种价值关系，最后成为价值主体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巨大的选择自由，对爱之对象的抓取和放手以及投入和放弃之间的频繁转换，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稳定的人格、微弱的人际关系、自我怀疑、自我疏离感与认同危机。[1]大学生在价值多元的时代，面对越来越多的选择伴随着更大的考验，更多的自由产生更大的不安，如果他们的价值观不能在教育中得到较好的提升，可能会导致价值主体在人群中渐渐迷失自我。
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理解价值观的涵义会有很大的差异。心理学学科认为，要诠释价值观概念，必然与价值主体的行为息息相关。如布赖特·怀特认为，价值观是深植人心的准则，这些准则决定着个人未来的行为方向，并为其过去的行为提供解释。施瓦茨认为，价值观是合乎需要的超越情境的目标，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黄希庭认为，价值观为人们用来区分好坏的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通过对价值观定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价值观包含这几个特点：一是相对稳定性。价值观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进行概括获得的观念结构系统。一旦形成就会使人自觉或不自觉的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对客观事物做出价值判断。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由于价值观拥有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当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条件等发生变革，价值观迟早也要发生变化。旧的价值观被淘汰，新的价值观会被接受。二是社会性。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受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制约。价值观念的内容是社会生活中各种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及其相互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相应的社会状况催生对应的价值观念。三是复杂的观念结构体系。价值观的观念结构体系是多层次的。从价值观的主体来看，既包含个人高层次的理想、抱负，也有较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和要求，同时也包含了个人习惯化、大众化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所有这些价值观念经过价值主体的编码加工，形成了有层次的观念结构体系，价值主体对生活相对稳定的态度随之就形成了。
价值心理是对价值客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感性认识，是价值主体的内在需要直接激发的一种心理活动。价值观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价值关系抽象概括的结果，是价值主体价值认知发展的最高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以理想、信念和信仰三种形态出现。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价值主体注意、认识和接受价值客体与自身的关系，其次是评价和组织各种价值关系，最后成为价值主体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价值主体正是通过这些一系列的活动不断建构自己的价值观体系。
1 价值客体的感知和接受
价值客体的感知是价值主体对直接呈现的价值客体的一种认识和感受，是对价值客体的形象性的认识。它是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一种察觉和发现，注意到价值客体的存在。如学生愿意听教师宣讲雷锋精神。这种感知既依赖于客体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如刺激的新颖性、对比的强烈性等，也随着价值主体自身的心理状态而变化。在直观感受的基础上，价值主体会从情感上产生一种自愿行为，开始会用更积极的情感和态度重新思考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的相互关系，超越单纯的注意行为，如学生会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向雷锋学习的活动。凡是能够从感知方面吸引价值主体的事物，就会从情感上肯定它。但价值主体对事物本身还是缺乏清楚而深刻的认知和体验，仅局限于愉悦感和满足感的积极反应。
2 价值认知和评价
面对外界的刺激，价值主体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来理解和领会，基于自己的知识经验形成对价值事件个性化的理解。知是行动导向，实践是伴随着价值选择的。实践后价值主体会运用自己的内在尺度对现实的价值关系进行科学评判。比如行动后获得了满意感，价值主体将会赋予行动以价值。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认识，最根本的尺度是主体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主体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喜好来认知和评价事物，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价值主体的需要是大相径庭的`，由此也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认识。一些事物对某些主体有价值，但对另一些主体则不尽然。价值主体需要受到一定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与此同时，价值主体的需要也是社会引领和创造的。所以，价值主体的需要也不是纯粹主观的，而是主体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在主体意识中的自觉反映和要求。[3]引起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认识的又一尺度是兴趣。它是以价值主体的喜好增强主体对客体的关注度。凡能够激起价值主体兴趣的，就能得到积极的评价。兴趣和需要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相比而言，通过需要判断事物的价值一般具有间接的性质，而兴趣则要直接得多。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主体除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来判断事物价值的大小，也会有意无意地运用社会规范和价值准则来进行价值和意义分析。一般而言，符合社会规范的事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价值主体正是通过对社会规范的认识和接受，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化过程。价值主体正是基于以上各方面，深刻地把握和理解自己的需要和喜好、事物的价值属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价值客体有了全面、客观的认识，从而形成独特而稳固的价值观念体系。当然，一个人的价值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价值主体的认知、体验和分析判断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一个人的价值认识水平对价值观的形成非常重要。
3 价值内化和组织化
有关态度学习的理论都一致认为人类有“一致性的需要”。需要维持自己的信念的意志来保持心理平衡。价值主体在价值的感知和接受、认知和评价过程中不断地将各种价值观念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中，由于价值主体所在环境的变化、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知识经验的丰富等，极有可能会产生冲突。认知失调带来的不安会让价值主体重新调整自己价值体系中的各种观念。在持续的将各种价值观念进行内化的时候，会遇到多种与价值相关的情境，价值主体会不断地思考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克服其间的矛盾和冲突，糅合成一个价值体系，并且会逐步地确定占主导地位和具有一般价值的价值。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价值主体的实践活动发挥着尤为关键的作用。正如李顺德教授所言，价值关系只有在主体的实践中才会形成，实践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决定者和体现者，标志着价值关系和价值的形成、建立，标志着需要与不需要、满足与不满足的界限。[4]一个人对某事物的价值认识和体验，如果能被实践证实，就会强化自己对这种价值客体的理解，经过多次的加工，就会在头脑中固化为一种稳定的态度，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评价价值主体是否形成某种价值观主要是看他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表现。价值观的意义不仅是获得了认识外在世界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价值主体可以作用于实践过程而改造外在世界。个体在实践中的行为表现也是衡量某种价值观形成与否的唯一标准。价值观最终是要通过行为来体现出来。只有经过长期的生活和实践锻炼，才会真正地认同某种价值观，才会表现出言行一致。
价值观的形成与价值主体对自身认识的发展即自我意识分不开的，依赖于自我意识的高度成熟。价值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心理上决定和调节行为的自觉因素，也是自觉地认识自我的前提。自我意识一方面能够帮助价值主体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内在属性、内在联系，从而发现事物能够满足自我需要的性质;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认识自身的状态、利益、需要等。在理性地掌握了客观对象，也合理地把握了自身的主体存在，有助于价值主体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经历了多次的凝练最终形成价值主体的价值观念。因此，拥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意识对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因而，一方面为了能够准确地认知自我的需要和能力等现实状况，另一方面深刻全面地了解客体的价值属性，价值主体应该有目的有计划地唤醒和提高价值主体的自我意识。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篇三
儒学的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却远比刘邦聪明，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他不仅自己独喜观书，手不释卷，且严格要求臣下都要积极读书，以知治国之道。于是在北宋王朝的官僚队伍中，自始就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宋太祖 “ 杯酒释兵权 ” ，宰相赵普号称以 “ 半部《论语》治天下 ” ，以及宋初确立以文官知州事的制度等，都是这种风气的必然反映。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 “ 元年眷王正月 ” 的基本主题就是 “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 “ 王正月 ” ，原因在于 “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 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 i 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 。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 “ 不杀士大夫 ” ，而且 “ 不欲以言罪人 ” 。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在宋初诸儒中，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的首推胡瑗。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他似乎比孙复更进一步。如果说孙复对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怀疑开启了宋初怀疑思潮的话，那么胡瑗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进行教学，则一反隋唐以来重文辞的学风，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正式开端。
从儒学史的观点看，以义理解经并不始自胡瑗。在儒学史上大凡有创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能抛开经典的传统解说，结合自身的生命感受，重新阐释传统，以合乎现实需要。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王弼、王通等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并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模式，条件不同，结论必异。据此再看胡瑗对儒家经典的义理化解释，不论是他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洪范口义》，还是他的《中庸义》、《安定言行录》等，虽然对先儒的解说有相当的困惑，但就其总体而言，则是适合了宋初的社会现实，在价值体系和运思模式上完成一重大转变。比如在他的《周易》研究中，他的解说既不同于传统的象教派，也不同于传统的义一派，而是在两派之外别出新解，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学思想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易》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开启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之先河。
性命道德之学的探究，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胡瑗学术的一个正要关切点。在这方面，他推崇孟子，反对荀子，在承认圣人也有情有欲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圣人可学，不必在圣人面前自卑。在胡瑗看来，圣人既非木石，当然有情有欲，问题在于圣人的情欲并不会引出罪恶，故而胡瑗并不是后来道学家那种伪善的绝对禁欲主义者，而是肯定了情与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此，胡瑗提出 “ 明体达用 ” 的修身养性之学。他的所谓 “ 体 ” 依然只是儒家伦理中的三纲五常，所谓 “ 用 ” 依然只是实践这些观念。只是由于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因而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 “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 将体视为理，将胡瑗的体用思想作为理学的内涵继承下来，因此，胡瑗便自然成为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在理学的先驱者中，除了胡瑗、孙
复等人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石介。他们三人合称 “ 宋初三先生 ” ，均可视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就其思想主体而言，石介与胡、孙一样，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故而其学术的出发点皆从批评佛教与道教开始。石介在《辩惑篇》中声称，天地间本没有佛，更没有什么神仙，只有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 “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 ” ，才是 “ 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 。他认为，儒家关于君臣父子、礼乐刑政、仁义忠信的道理皆合乎大通，而佛道二教所鼓吹的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妇、非兄弟、非宾客、非朋友等奇谈怪论，显然有悸于人道。因此他对三教采取了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宣称 “ 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对彼也。 ” 唯此点与后来的理学家援佛大儒或以儒补佛明显不同。
石介在思想史上的另一贡献，是继承唐中期以来开始的古文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竭力反对此宋初年轻浮华丽的文风，主张承继韩愈 “ 文以载道 ” 的思想，以为文章之弊不亚于佛老之害，宣称只有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为此，他竭力张扬韩愈的道统说，强调儒家的真精神自孔子之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发挥， “ 孔子没，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 ” 韩愈。然而自韩之后又三百年，中无圣者贤人，道统又断。还是乃师孙复出， “ 上学周孔，下拟韩孟 ” ，继承道统。且不说石介的道统编制有否漏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石介的这种编制对宋儒尤其是朱熹反复强调的道统问题实在是启发良多。
总之，宋初三先生的思想贡献不是营构理学的完整体系，而是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构成理学思想资源的一条重要线索。与此前后，周敦颐、张载等人也在进行类似而又有所不同的思想探索，从而最终完成理学体系的建构。
周敦颐素来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所谓宋明理学的主题即“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还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 “ 心性义理 ” 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孟子和乃师子思，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此后的一些儒者如苟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虽不同程度地提出各种说法，但由于主要停留在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上，因而只能触及人性的善恶层面，而不可能具有本体的意义。只是到了佛教传入中土后，一些佛教徒为了解决佛性问题，才开始借用儒学的心性术语，从而使心性义理问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敦颐重提心性义理之学且得到宋儒的赞赏与支持，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源于佛教的启示，是数百年来儒佛冲突的真正化解。
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吸收道教的思想资源而提出简明扼要的宇宙生成模式论，他以《周易》的 “ 太极 ” 范畴为主体，杂揉道教的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组合出一个优美和谐的宇宙图式，完成理学世界观的建构。其《太极图说》仅寥寥二百五十余宇，但结构谨严，精密而完整地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系统的宇宙生成图式和人类生成发展的全部过程，且极富有哲学思辩色彩，为其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故而被后世的理学家奉为经典：文献。
如果就思想资源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固然包含先儒的许多意思，但如果没有释老的启示，特别是道教宗师陈抟的思想贡献，其图式便很难成立。即便是最不愿承认周敦颐之学出于老氏的朱熹，也不能不承认周民之太极图主要来源于陈抟的道教系统。综合明清以来学者的研究，《太极图》主要源于道教系统的《太极图》或《太极先天图》，其基本线索一如南宋朱震所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放。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然而问题在于，陈抟的《太极图》毕竟没有周氏《图说》中的儒学气味，否则只有陈抟，何须敦颐？因此不论《太极图》是否真的来源于道教系统 “ ，都似乎无关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基本评估，因为周氏的贡献不在于图的改造与创新，而是他基于此图而提出的一套全新的解释。这才是周敦颐营构思想体系的基本路数，即“出入释老 ” 而 “ 反诸六经 ’ 的特色。
作为周敦颐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太极图说》主要是提供子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动静观和人生观。在谈到宇宙本原问题时，周敦颐抛弃了道教体系中的成仙得道的炼丹术 ” ，吸收了其中宇宙生成论的一些说法，描绘了一幅世界生成；发展的图景。他把道教的无极视为宇宙的本原，把儒家的太极视为无极饱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的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这样，周敦颐借助于道教的无极概念便比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抛弃了佛道二家以及其他的唯心主义神学创世说，并有效地容纳了汉代以来的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
在谈到动静问题时，《太极图说》比较好地解决了阳动与阴静的关系问题，也比较好地回答了太极运动的形式与动力问题。在周敦颐看来，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云云，并不是把太极作为一切运动的根本动力，因为太极并不是最后的本原，而是无极而太极。这样，不仅阳动与阴静相互转化，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就具体事物而言，运动与静止是相互排斥的，是不能并存的，运动时没有静止，静止时没有运动。但是对于 “ 妙万物 ” 的 “ 神 ” 来说，则是静止中有运动，运动中有静止。这便是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尽的基本规律。在谈到人生观等问题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提出，圣人主静的主张。他认为，自无极而太极的运动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 “ 的人，因此人具有判断善恶的知觉能力和思维能力，于是圣人以静作为身心休养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无欲的主张，以为 ” 无欲故静 “ 。显然，周敦颐这种无欲的主张并不来源于早期儒家，而是受到了道家无欲、主静的影响。因为早期儒家包括孟子最多只讲寡欲，而不讲无欲，况且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寡欲是可能的，无欲则是不可能的。然而周敦颐却认为，寡无之别虽力量的界定，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在周敦颐看来，只有无欲，才能达到静的境界；只有达到静的境界，才能实现圣人身心休养的基本标准。
那么，周敦颐的圣人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 简言之，就是一种诚的境界。诚的概念最先见于《中庸》和《孟子》，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思孟学派提出的。只是由于周敦颐对此大加发挥，并以此作为其论学的基础，故而显得诚的概念在周敦颐那里格外重要。周敦颐对诚的理解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概念，而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总之，作为理学思想的先驱，周敦颐对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释，而正是在这一解释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吸取了佛道的思想因素，从而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儒学思想体系。
和周敦颐在理学中的地位相当的还有张载。举凡对理学有所推崇的后世儒者，大都极为推崇张载。他的著作也一直被视为理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西铭》、《东铭》和《正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简直可以视为理学的经典作品。《西铭》原名《订顽》，本是张载书于学堂西墙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座石铭性质。后程颐以为《订顽》之名另起争端，遂改的；《西铭》。由于此文立意高远，意蕴无穷，因而极受后世理学家的推崇。二程说，《西铭》是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也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订顽》之言 ” 极纯无条，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 说， ” 《订顽》立心，便可边天德。 “ 是继孟子之后绝无仅有的重要著作， ” 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祖宗也。 “ 程氏对《西铭》的推崇，主要是《西铭》中所体现的道德理想的新建构，也正足这种新建构基本解决了宋以前儒者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道德理想简单地说就是 ” 民胞物与 “ 的泛爱论。其主要思想实际上是在以儒学伦理去规范社会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趋向也基本上是传统儒学的那一套。只是他在强调泛爱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与墨子的 ” 兼爱 “ 主张相区别，更加强调了爱的等级次序。他再三强调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性格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素来轻看 ” 小我 “ ，视个体生命微不足道，而是将大我作为小我的终极追求，总是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此而言，张载 ” 民胞物与 “ 的见解实在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脊梁。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程颐在谈到《西铭》
的价值时所提出的另一种见解，即《西铭》中所强调的所谓 ” 理一分殊 “ 。 ” 理一分殊 “ 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也见于此。其意义是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最高的 ” 理 “ ，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具体体现。后来朱熹借用佛教 ” 月印万川 “ 说来解释，强调 ” 本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自各全县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 这样，朱熹便将个别与一般绝对对立起来，并以此论证中国传统社会 ” 尊卑贵贱 “ 等级社会的合理性。
《正蒙》一书是张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书中，张载利用《周易》、《诗经》、《论语》、《孟子》的思想资料，着重发挥儒学天道学说，以期建立以气为一元本体的宇宙论。张载认为，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这种气就是太虚。从自己方面看，其中间有活动性，称为太和；从本性看，其德为虚明之气。气凝聚的时候，便成物；气分散的时候，便是虚空。其聚其散，都是太虚所变化的客形，而本体就是太虚。万物千变万化，仍复归于本体的人虚。这样一来，张载就在理论上真正解决了前儒曾经提出而并未解决的宇宙本体问题。据此，张载进一步推论为人要 ” 穷理尽性 “ ，要通过不断地反省自己，以改变气质之性，以发现自己的本然之性，以使性与天道合一，以达到内外一致的诚的境界。也就是说，人有各种脾气，有才与不才，这是气质之性；养真气，令其返本而不偏；去情欲，以天之德性为其之德性，此即 ” 尽性 “ 。
张载所提出的 ” 穷理尽性 “ ，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都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贡献，都是前人所末道。它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先前儒者在人性论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从这个理论出发，张载进一步提出 ” 德性之知 “ 与 ” 见闻之知 “ 的区别，强调人们的认识仅仅满足于靠感官经验得来的 ” 见闻之知 “ 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 ” 诚 “ 的境界与 ” 圣 “ 的境界，就必须凭借另一种知识，即德性之知。所谓德性之知，就是不依赖于见闻的天赋的道德观念， ”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 ，而是主观生的， ” 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惜其心 “,” 大真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 ，只要通过内心修养便可认识一切事物。显然，张载的这些思想已使儒学超越传统的经学而向心性、义理、道德修养等领域深入，从而使儒学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由于张载的特殊地位，其学说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在当时张载不仅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学界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与来往，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弟子，形成了关中学派，而且由于他与程是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来往比较多，二程对张载也比较尊重，从张载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气与气质之气等理论。这些理论经过二程及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展，成为理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
在宋明理学奠基者的名列中，除了周敦颐、张载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邵雍。邵雍的思想贡献主要在于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其《皇极经世》一书据 ” 物理之学 “ 敷衍铺陈，创造成 ” 洞彻蕴奥，汪洋浩博 “ 的象数学，尤其是他以元、会、运、世之数推演天地运化终始、治乱兴衰时节等，都对后世儒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书中，他以《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推演，以期证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一种先验的图式。这一推论过程相当复杂，但其结论只是说：一是宇宙万物只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即 ” 太极 “ 演化而来。这一点与周敦颐的思想极其相似，同样对宋明理学的正式形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后经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挥，遂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是强调太极在主万物时遵循 ”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 的加一倍法进行演化的。三是指出太极为心。以小为太极，则宇宙万物生于心；宇宙的法则就是我心的法则。这样心物不分无二，天地之道便备于人。
显然，邵雍以太极作为万物的本原，以小物不分无二作为基本的规律，这就必然涉及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邵雍的明确答复是人的认识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客观外界，而是如何认识自心。邵雍认为，知识只能是心本身所固有的，致知之途只有返求于心，不可外求于物。为此，邵雍提出 ” 以物观物 “ 的认识论，以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在本质上与人体的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则有四肢，故而最终天地与人合一。由此看来，邵雍的以物观物并不是指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与抽象，而是指主体运用一定的精神境界去观照事物、看待事物。这样一来，邵雍便和张载一样，将儒学原来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经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便大体形成。而理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态正式形成，还要归功于 ” 洛学 “ 的兴起。洛学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学派，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所开辟。前面说过，二程与张载有着亲戚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张载的思想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二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自成体系，特别是他们进一步摆脱了道教的影响而回归到儒学正宗，因而其思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正统与典型形态。
当然，二程的思想并非绝对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并不算小。先看程颖，程颢为程颐的胞兄，人称明道先生。其学据《宋史》本传说，是以述仁为主，力主 ”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 ，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尽性至命，本于孝悌，穷神知化，通于礼乐，是儒学道统的真正传人。乃弟程颐评价道： ”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 至于程颐，于书无所不读，以《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为基本途径，而达于 ” 六经 “ 。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圣人派头。
性格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对于二程来说尚是次要问题，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他们之间的理论区别可能更有意义。虽然他们二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是他们对于 ” 理 “ 的理解却是同中有异。
程颢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 ” 理者，天也 “,”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 “ ；对于 ” 道 “ 与 ” 器 “ ，则认为 ” 器亦道，道亦器 “ ，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 ” 天人本无二 “ ，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 ” 诚敬存之 “ ，使心寂然无事， ” 郭然大公 “ ，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 ” 仁 “ 的境界。因此他强调 ”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 ，以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 ” 当处便识取，更不可外求 “,” 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阔无根，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 显然，按照程颢的理解，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们不须去认识客观世界，而只需认识自心即可。这不仅上承周敦颐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
而程颐则不然。程颐认为，所谓 ” 理 “ ，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都是因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显然，这种主张虽说与程颢的主张并不根本冲突，但差别却是极其明显的。在气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以为离开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为此，程颐特别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以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此点显然与程颢的见解有所不同。
二程之间的不同是一种本然事实，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在创建理学的过程中的相同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不同只是细节，同才是根本。即以 ” 天理 “ 而论，尽管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他们二人在天理问题上基本一致，都是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体系。
理作为中国
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出现，《易·系辞上》有 “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 ，这儿的理便明显具有事物的规律的含义。再如《孟子》所说 “ 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 ? 谓理也，义也。 ” 这里的理便具有准则的含义。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理作为哲学概念基本上是与气的含义相一致，即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也是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这样一来，理、气三字便不是相对待而存在，而是有点理气不分。二程的贡献是将理气的性质与功能作了明确区分，并将二者视为一组相对立的基本概念。当然，这一点在程颢的思想体系中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程颐的思想体系中则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程颐认为，理是精神的实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 “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也就是说，理是无形的，天地万物是理派生的，是理的体现，受理的支配，理比万物更实在，更根本，更具有本体的意义。举天地之间万物万事只是一个理，这个理既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根本准则，也是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最高存在的实体。
至于气，二程认为，气只能是理的派生物，而不是世界的本原。但是，作为有形的物质实体，气来自理，有此理，才有此气；有此气才有此形。因而理气二者虽不可分，但二者实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
至此，一个以仁为核心，由大及天的理学伦理精神体系便基本形成。
本来，强调天理的人伦性质应该说具有人本主义的意义，因为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由于二程将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并以天理遏制人欲，遂使其天理说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在这一点上，二程实际上是接着孟子以及张载的意见往下说，其理论的致误之由也主要源于此。那就是将人性一分为二，即所谓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在他们看来，天地之性是性之本，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性即理；而气质之性是人爱生之后形成的，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气在生成过程中与生俱来的，故而又称性即气。为此他们将天理绝对化，将物欲非道德化，并使二者绝对对立，强调个体道德对社会伦理的绝对认同，从而提出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口号，以此化解个体与社会、个体欲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 存天理，灭人欲 “ 是二程理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其伦理修养的最高要求。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和要求呢 ? 这便是二程提出的 ” 居敬集义 “ 与 ” 克己改过 “ 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道教的绝圣弃智与佛教的生禅入定只能达到寂灭浪静的初级目的，只能使人身如枯木，心如死灰之目的，而无法达到存理灭欲的境界。反之，如果用主敬的方法代替佛道主静的方法，便很容易达到对伦理纲常的敬畏心，从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并能真心实意地去履行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达到 ” 慎独 “ 的精神境界，以虔诚的心理专一于天理。这样，天理才能存在，人欲才能有效的遏制，儒家的伦理规范才能变为现实。至此二程完成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建构，从而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二程的门人、门户并不明显，学大程者，亦师小程。然二程思想、性格毕竟有所不同，于是门下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守之，学术造诣各不相同。其后学最著者，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等所谓 ” 程门四先生 “ 。其最有名者，当数谢、杨二人。二程的学术也王要是经过他们的传播而流传到南方，并最终形成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开启儒学史上的新篇章。
杨时号龟山，在程门弟子中是最为有名的，深得二程赏识。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 ” 时明道之门，皆西北士，最后 ( 杨时）先生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最喜。每言杨君最会得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 ’“ 由此可见程颢对杨时学术的推崇。
就场时学术的本身而言，其特征在于基本上不提佛学与道教，而更着力于儒家经典本身的探讨，他多次强调， ” 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 “ 故而他着力从儒家经典的文典的文本中阐发新文，格外重视《周易》和《中庸》，以为《中庸》合内外之道，精义入神，既能致用，又能安身，为圣学之渊源，为入德之大方。其学南渡之后，传于罗从彦，罗传于李侗，三传而至朱熹。由此可见，杨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程门弟子中，与杨时地位相当的是上蔡谢良佐。明清之际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上蔡学案》中评价说： ” 程门高弟子，窃以上蔡为第一 “ ； ” 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得，以发明师说者也。 “ 也恰恰在这一点上，上蔡学术深受后人诟病，朱熹便说：上蔡论仁说觉， ” 分明是禅 “ 。
和谢良佐学术相类似的是游酢。作为程门弟子，游酢为学也有明显的偏禅倾向，以为禅宗所说，当时儒家学者并未深加考察。因此要辨禅儒异同，必须亲自阅读佛教经典。他说： ” 前辈往往不看佛书，故低之如此之甚。 “ 其晚年更从禅师游，几成程门 ” 罪人 “ 。
至于吕大临，初学张载，张载去世后，改从二程学，是有名的蓝田吕氏三兄弟 ( 大临为小弟，其兄为大防、大钧）之一。其为人深淳近道，其为学以防检穷索为宗旨。以为君子之为学，主要在于变化气质，以赤子之心为良心，以为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修养功夫在于存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赤子之心。
比程门四先生稍后一些或三传弟子有胡宏、李侗、张九成等。胡宏乃胡安国之季子，安国虽未及二程之门，但由于其与谢良性、畅时、游醉等人 ” 义兼师友 “ ，乃 ” 私淑洛学大成者 “ ，因而在南宋倡明洛学之功，正如全祖望所说，几与杨时的地位相埒。安国竭力倡导 ” 穷理尽性 “ 之学，又以治《春秋》学见长。所著《春秋传》三十卷深得官方赞赏，宋高宗以为其书 ” 深得圣人之旨 “ ，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官方经文定本，对后代具有相当的影响。胡宏在继承家学的同时，又从杨时、侯师良 ( 侯仲良）问学，优游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潜心玩索，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关心国事，力主收复中原。其学以论心性为基本特色，分析颇为精细，以为心由性而分，以性为本体，主张性体心用。性是第一位的，心是第二位的，是由性之助，性之所发而派生出来的。故而强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即心是性的体现，性是被体现者。性是内在的，深藏的，心是性的外在表现。由此可见，胡宏把心与理排除在宇宙本体之外，只有性才被赋予宇宙本体的属性而被置于心与理之上。这样一来，胡宏对心、性、理等理学概念的解释都颇有新又，一方面超过了洛学已有的范围，有所创建；另一方面，这种超越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对洛学的背叛，故而后来张拭、吕祖谦、朱熹等人都一直怀疑胡宏之学尤其是其主要著作《知言》非属程学。不过，也正是由于胡宏思想的独创性，因而使其在南宋时期成为开湖湘学统的重要人物。
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看分殊耳 “ ； ” 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 “ 据此可知李侗之学大体能继承程颐的学说而又有些微发展。
至于张九成，虽然也是理学发展过程中从二程到朱陆的关键性人物，但其思想倾向则明显地表现出援佛大儒。他是杨时的门人，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所思经学，多与训解，然其早年多从佛者游，受禅学的影响颇深，向为学者诉病。黄震批评道，盖杨时言禅学，每每明言禅学，尚算是直情径行，然而张九成则 ” 改头换面，借儒谈禅，而不复自认为禅，是为以伪易真，鲜不惑矣。朱熹更斥其书为 “ 洪水猛兽 ” ，以为张九成虽学于杨时，然而最终是 “ 逃儒以归于释 ” ，其所论 “ 皆阳儒而阴释 ”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张九成在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尚能保持洛学的传统，其 “ 天理论 ” 、“ 格物说”以及 ” 慎独说 “ 等等，都能照着二程往下说。其天理论认为，万物皆有理， ” 天下无一物之非理 “,” 天理者，仁义也 “,” 夫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间。日用之中，天理每于此而发见。其格物论强调， “ 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穷一事之理以通万事之理 ”,“ 是故于一念之微，一事之间，一物之上，无不原其始而究其终，察其微而驰其著，通其一而行其万，则又收万以归一 ” 。即通过对万事万物之穷究，而后了悟万理出于一理，显然这是程颐所谓 “格物致知 ” 或 “ 格物穷理 ” 的原初本意。至于通其一而行其万，便是先了悟万物出于一理，而后遇万事万物自然通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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