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成长和不足之处。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这是每个国人都应该关注的责任。以下是一些好书的推荐，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一
1899年2月3日，老舍先生出生在乱世之中的北京。他的诞生日是旧历小年，第二天就逢立春，所以他的父亲给他取名舒庆春。老舍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他的父亲就是被侵略军烧残致死的。老舍后来回忆道：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孩子的恶魔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童年的记忆给作家留下一生都无法抹灭的印象。
有心理学家指出：人的童年记忆是一个人精神品格的基石，直接影响着人的一生。老舍的童年给他带来心灵的创伤，加之他天生敏感好思，悟性高，从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以便抚平心灵深处的伤口。
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等等，是受这个人所处的地域影响的，就像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吃饭一样。作家的语言习惯，创作风格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置身的语言氛围相关联。
老舍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北京度过的，在这里学习、生活。他在私塾里念过“四书”、“五经”，在新式学校里念完小学、中学，后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历任小学教员、校长、劝学员、教育部的公务员等。因不满教育界的黑暗现状，愤然辞职。他的文学创作天赋，在读小学时就已暴露出来，得到老师较高的评价。
在北京起源后波及全国的“五四”运动，让老舍在思想上产生“大地震”，并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方向。这给他创造了成为作家的条件。他回忆道：“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作这样的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敬敬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此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去搞文艺。”
老舍成了一名作家，是历史的必然和个人选择相结合的结果。老舍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小铃儿》。三年后，《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引起文坛的关注。
1924年夏天，老舍离开北京，前往英国，执教于伦敦东方学院。这一离开，迫使作家对北京进行远距离的梳理，为以后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老舍在北京生活了整整26个年头。北京之于老舍犹如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风俗，它的传统，它的丰富的平民生活，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
综观老舍一生创作的作品，其最成功最有感染力的作品都是以京味语言写就的，以北京为背景的。追溯老舍小说的京味渊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在北京生活姿态成功地融入到作品之中。这需要悟性和能力。
如果说京味是老舍小说的画布，那么幽默则是这块画布上一副美丽的画。换句话说，京味是底色，幽默则是附着在底色之上的亮色。
对于幽默作家有一个不断摸索、不断改进的艺术历程。幽默的笔调，老舍在成名作《老张的哲学》中就已显露出来，此后，《赵子曰》、《二马》等，幽默的风格一直贯穿始终。
作家的幽默是从何而来的呢?应该说，老舍的幽默是他的智慧象征。他的幽默具有批判的特色，在小说中，作家智慧的成份多于情绪。处处表现出的，是他的迅捷的思想、丰富的观念，他始终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看社会上的一切。
在当时的社会，敢以笔作枪来战斗的，只有鲁迅。他敢于同社会的黑暗、腐败作坚决的斗争。但老舍却不同，比之于鲁迅，老舍更具有柔韧性。他不敢抱有什么理想的梦，也不作勇敢的战士，只是在和平温良的态度下，对所有不顺眼的事，抑制不住那哭不得笑不得的伤感而已。这伤感怎么来流露?老舍选择了幽默。
在当时社会，幽默既是对黑暗的妥协，又是对黑暗的抗争。这代表了作家的独特人格，同时也涵盖了作家鲜明的艺术特色。老舍先生曾一度中断了幽默，比如写《大明湖》。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老舍目睹了“五卅”惨案，怎么也幽默不起来。之后的《猫城记》也延续了这一局面。
幽默是老舍小说的突出特色，通过幽默，老舍先生的小说逐步走向圆熟。幽默与老舍的性格，为人处世方式，对待社会的态度相吻合，二者浑然天成。老舍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立下了幽默的基础，并写就了圆熟之作《离婚》，至此，老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引领京味幽默。
二、讽刺：老舍小说的精髓。
老舍小说的幽默总伴随着讽刺，两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这么说，讽刺是老舍小说的精髓。老舍小说到底是讽刺什么东西呢?主要是习惯于妥协与敷衍的灰色人物，以及充斥着妥协与敷衍的灰色社会。老舍小说的人物性格往往是怯懦。因为怯懦，什么事情也不走极端，总是折中，在折中下求息事宁人，在折中下将人情安排在最走得圆通的余俗里。他们用自欺的知足，平安地糊涂地沉寂下去。
这种明显带有指向性的讽刺，犹如一把软刀，直刺目标的心脏。
(一)幽默的主产品――讽刺。
老舍式的幽默是笑中带刺的，在轻松的氛围中完成讽刺。如果把幽默比作一道生产工序，那么讽刺便是该工序的主产品。讽刺小说在当时文坛是初露端倪的，但长篇讽刺小说却是明摆着稀缺。老舍以两部长篇讽刺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一举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讽刺的笔调揭露了北京教育界的黑暗。作品以恶棍、高利贷者“老张”横蛮地逼散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为线索，相当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20年代前后北京普通市民在黑暗势力的迫害下艰苦挣扎，但终不能免于失败的悲剧命运。
老舍的讽刺笔法是相当独特的，具有无可比拟的穿透力。《老张的哲学》在题材上开拓了一个新的方面，把普通市民的生活引入现代长篇小说的内容，同时，在人物刻画上以独特的讽刺手法塑造了老张、南飞生这样一些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些都是作家对现代长篇小说的巨大贡献。
《赵子曰》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平学生生活，写北平公寓生活，细腻而逼真。与《老张的哲学》相同的是，这部小说依然以讽刺见长，不同的是《赵子曰》让人看到了希望。而这部小说，老舍的讽刺水平更进了一步。
当然，因为是最初创作讽刺长篇小说，老舍在这部作品中还存在夸张得有点过火，幽默到近似油滑等缺憾。
中国小说史上，讽刺小说古已有之，最有影响的有《儒林外史》和清末的`“谴责小说”。《儒林外史》的讽刺“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含蓄蕴藉”，是讽刺小说的上乘之作，后来的谴责小说对于《儒林外史》而言，“辞气浮露，毫无藏锋”，在艺术上走向末流。
老舍的讽刺艺术是继鲁迅之后，在讽刺文学史上又一个树立个人里程碑的重要作家。朱自清先生评价老舍的讽刺艺术时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在个性描写的鲜明性上，近于《儒林外史》，但不同于谴责小说，它们不是杂集话柄而是性格的扩大描写。
从这里可以看到，老舍的讽刺艺术是具有传承关系的。
之外，老舍的讽刺艺术还有一个鲜明的个性特色，即“讽刺的情调”。这是作家在前人和同时代的作家讽刺艺术的基础之上，融合了自己的创造而得出来的。
温和的有情调的讽刺，是老舍讽刺艺术的鲜明特色，保持着独一无二的个性。
老舍小说艺术的北京味、幽默感是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的。他调集所有的艺术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底层有着深刻的描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小人物的悲欢。在反映底层小人物的作品当中，作家不单是讲述个别人物的生活经历，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城市底层的生活场景，不单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历史命题。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反映生活，观照现实，使得老舍的小说艺术达到新的高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二
3、点滴得失，不去在意浮华之事，不是没追求，只是不强求。
4、事事凡尘如倘若,笔笔清墨何曾殇，凡是不必太强求。
5、初恋是立夏时节的夜晚,没有烂漫的月光，但也淡淡清香。
6、灿烂的星空令人充满幻想，蛙鸣几声送来夜的微凉。
7、羞涩的青杏，在悄无声息的成长，感慨时间过的太快。
8、阳光灿烂午后，你站在树荫底下，呆呆地回想自己的过去。
9、我站在强烈日光下，呆呆地看着你，安静的侧脸。
10、我猜，也许就从那一刻起，我爱上你，从此不能自拔。
11、箫笙乐,清墨画,谁许我余生繁华。一如鲜活的生命。
12、雏鸟栖居好养性，鸿鹄有志在远天，年轻的志向。
13、爱意被写成了传奇，在我的文字里永垂不朽。
14、即便昙花只得瞬间美丽，莫忘此刻已然日光倾城。
15、那些感动，是回忆里的慢镜头。温暖足以让爱侣厮守终生。
16、我的梦想困顿在樊篱里，大片大片的枯萎。
17、青春只顾一季一季绚烂成海，一年一年凋零成伤。
18、江南的水袖舞出了温柔和明媚，春风里漾过年少暖暖的醉意。
19、温酒淡茶,琴箫声怯,你轻言一笑温暖了我的世界。
20、一段真真切切的青春，一段从始至终都令人怀念的小时光。
21、那些人，那些事，那年夏天让我现在都难以忘怀。
22、因为只是过客才不易忘记。你说，分开才是相遇最初的意义。
23、风景因为只是路过才变美景，花是因为开过就凋谢才完美。
24、遇见你是我这一生的幸运，其实爱过就知道，幸福是件简单的事。
25、我喜欢的是你，而不是你身边的人，所以我不会在乎他们说的。
26、即使我从没有说过我爱你，但是我的心却已经给了你。
27、我们的爱情，不奢望有多的美好，只希望平平凡凡的拥有彼此。
28、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要求你什么，只会用心的对待你。
29、我会一直祝福你的，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拥有了自己的幸福。
30、暮然回首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之间的不是爱。
31、我们在爱情里兜兜转转，却始终找不到出口。
32、我始终在等待那个牵我手一直走的人，你可否也在寻找着我。
33、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每天心里都在想着你。
34、我多希望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多么希望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35、不喜欢一个人流浪，只想要有你一直陪伴着我。
36、我给不了你的终成遗憾，我想要给你的就是这一生的爱。
37、你若看到了我，请一定要相信其实我是爱你的。
38、在爱与不爱之间，你是否知道我是真的很想要和你在一起了。
39、我花光了所有的力气，只为能走到你的跟前。
40、喜欢你解释的时候，因为我会忍不住笑。
41、无须看别人的眼神，只需要走出自己的路。
42、只想要记录和你在一起的点滴，就算失去了，也会有很多美好回忆。
43、我可以只爱你一个人，但最后却没能留住你的心。
44、如果爱情的苍凉是一种宿命，也许她会比较释怀。
45、我有很多爱你的理由，但是最后不得不选择放弃。
46、约定不了今生，那么我会预约来世。
47、越是在乎越会感觉到致命的伤痛，但是不爱就会永远的错过。
48、有一种长相厮守就是，能和你一切相约到白头。
49、把我的幸福带回来，请你和我一起享受在人间的短暂快乐。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三
《杂说四则》是韩愈具有代表性的论辩类的文章，篇幅短小却予以深意，体现了韩愈论辩文的特点。
《杂说四则》是韩愈四篇短小精悍的论辩体散文，出自《昌黎先生集》卷十一。杂说为内容驳杂，随感式的论说文字，是一种一事一议，或数事一议，借题发挥，行文自由，褒贬分明的文章体裁，也是议论文的一种。杂说起源于先秦诸子的零章片段，经过韩愈的创新，逐渐发展为有完整结构的篇章，可以说是后世杂感、随笔类杂文的先驱。
韩愈的杂说，语言洗炼，妙趣横生，文学成就较高。《杂说四则》是韩愈较有代表性的杂文，这四篇杂文都是借此喻彼，为“愤世嫉邪”(《杂说・崔山君传》)。其一《龙说》说“龙”，说龙吐气成云，凭借云可以上天入地，龙一刻也离不开云。这篇含义比较隐晦，历来解释不一。清人李光地说：“此篇取类至深，寄托至广。精而言之，如道义之生气，德行之发为事业文章;大而言之，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应求，圣人之风之兴起百世，皆是也。”(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这只是大体说明了其含义。其二《医说》说“医”。用医病比喻治天下，意在标明严明统治秩序的重要性，维护封建秩序。其三《崔山君传》是说“貌”。说一种人貌丑而心美，但他们是实在的人;人貌美而心类禽兽，不应算是人。其四《马说》说“马”。“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喻人才的际遇取决于当政者能否识才。这一篇千百年来已家喻户晓，今天“伯乐”已成为“好领导”的代名词。
韩愈《杂说四则》中的四篇杂说是后人将韩愈的四篇精短的杂文收集整理到一起的，这四篇论辩文蕴含了韩愈创作论辩文的多重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值得人们关注。
一.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
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把“明道”与对现实的批判联系起来，使文章不仅是明道的工具，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因此，韩愈漠视那些达官贵人，并对他们表现出不满与蔑视，认为他们气满自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确，真正的好作品是“恒发于羁旅草野”的，往往是在被流放和漂泊当中，在不得志、在饱受打击当中产生的，作者受到的刺激越大，怨愤越多，文章也就寄托了作者愈多的思绪，愈加能表现出作者的深切的情意。
《龙说》《马说》就是韩愈作文“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的代表。两则杂文分别是借龙、马这两种动物的遭遇来写人，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而其著名的《马说》，作者看似在为千里马叫屈，实则在为被埋没的有志之士鸣不平。林纾《古文辞类纂》卷一：“通篇两用”不知“字，有千钧之力。”“不知其能千里而食”句，“是糟蹋国士之爰书”，“其真不知马也”句，“是国士辨冤之诉词”。又云：“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
二.文以载道，唯陈言之务去。
韩愈的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孔孟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倡导朴实明畅之散体。因此，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而不强调辞藻的华丽与形式的整齐。
韩愈还明确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言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
《马说》就从伯乐与千里马的典故加以生发，来讨论人才问题，《龙说》则从《易・乾卦・文言》中“云从龙”一句加以扩展、发挥，用云与龙的关系，说明一个人立身行事必须有所依凭。有人认为这是指“君臣际遇”，也有人认为这是“朋友相交”。不论是从哪一方面解释都可以将文章内容演发出深刻的寓意，内容是充实有效引人深思的。而其它两篇杂文作者也立足于社会发展以及培养正确价值观的角度，阐发了鲜明、深刻的予以深意的观点。
韩愈在作文立意方面有直接论述，“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陈辞”(《答胡生书》)，提出作文要有深刻的立意。所谓立意深刻，首先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作者观察社会现象，不是局限于它的表面，而能深入到它的本质，从而在写作时从日常平凡琐碎的题材中，也能生发出深刻的立意。就写作实践来说，也有一个方法的问题。艺术方法上的立意求深，就是要在表现内容时层层翻剥，引导读者从现象逐渐认识本质。韩愈就善于使用这种层层深入的方法，把立意逐层加深。
《杂说四则》分别以“君臣、朋友”的遇合应求、“治理国家”要严明法度、辩证分析“外表”与“内在”的关系、“人才”选拔为论说的立足点，切合社会发展，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是韩愈对世事的深刻慨叹之作，立意深远，值得回味。
《龙说》写于作者仕途蹭蹬之际，借龙和云的关系比喻君臣、朋友之间的遇合应求关系。文章虽然篇幅短小，却“道古而波折自由，简峻而规模自宏，最有法度，而转换变化处更多”(清代张裕钊语)，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历来被奉为典范。《马说》则作于韩愈仕途不畅之时。文章借阐述善于相马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比喻选拔任用人才者与人才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知人善任的重要性。文章也表达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历代对此文赞誉有加，清代林纾在《古文辞类纂》中评价其“语愈冷而意愈深，声愈悲。通篇都无火色，而言下却无尽悲凉，真绝调也”。
三.抑遏蔽掩，婉曲尽情。
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到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这段话生动形象地概括了韩愈文章的气势、内容和艺术表达的特点，苏洵所说“抑遏蔽掩，不使自露”就是指韩愈作文好用较为委婉，含蓄不露的艺术手法。
《龙说》和《马说》这两篇托物寄意的论辩文，其笔法含蓄，“不使自露”，可视为“抑遏蔽掩”的一种方式。两篇文章都是借此喻彼，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之情，前者以龙和云的相依相存，比喻圣君和贤臣的相辅相成;后者以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比喻人才的际遇取决于当政者能否识才。两篇文章都没有直接提及“圣君”与“贤臣”，“人才”与“当政者”，但是通过联系韩愈的生平以及际遇，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文章内作者委婉寄托在“龙”与“马”身上的自己的微妙情感。这两篇运用“抑遏蔽掩”的手法写成的论辩文可谓含蓄蕴藉，意味悠然，委婉尽情。
四.逻辑严整，气势充沛。
韩愈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将“浩然之气”与文章写作联系起来。《答李翊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认为只有内心充盈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使笔端语句文字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显露出别具一格的神韵来。
《杂说・马说》是韩愈通篇都用比喻来组织的论辩文，比喻包含在议论的框架之中。用古代伯乐相马的典故来组织文章，第一、二句开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反一正，提出论点，说出了三层意思：要发现人才，首先得有识别人才的人;人才常有，但却没有被发现;这是因为缺少识别人才的人。接着，顺着思路推进文意，第一层“虽有名马”，具体写识别人才的问题;第二层“马之千里者”，实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第三层“策之不以其道”，进一步讲怎样理解、善用人才的问题。最后做“不知马”的慨叹，回应开头的“世无伯乐”，表明讽刺现实的用意。文章虽处处说马，但实质上全是在论述人才问题。作者在比喻中有层次地论述问题，把论点一步步展开，深化，并以答案鲜明的问答句结尾，再次强调“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主旨，逻辑严整，气势充沛。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四
在公共场所，随便大声喧哗的人并不少见。
一次，我像往常一样步入书店的大门，随手拿起一本我最喜爱的故事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可正当我的心随故事情节波荡起伏之时，一个小弟弟突然飞也似的窜到这边，又飞也似的跑向那里，边玩还边大声欢笑着。我的思绪立刻被打乱了，再看书店里的其他人，也都不满意地斜眼瞟着他。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想过去大声斥责他，但我忽然记起老师给我们讲过，劝说别人也要讲究语言艺术，于是，我静心合上书，轻轻走到小弟弟的面前，和颜悦色地说道：“小弟弟，你也是来看书的吧？”“嗯。”他点点头。“你看，这里是公共场所，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看书呢，你这样大喊大叫，可是会影响别人的哦。另外，姐姐告诉你，大声喧哗，还容易造成飞沫传播，容易传染疾病，也是对他人的不尊重。小弟弟，你知道了吗？”说完，我冲他笑了笑。
没想到，他懂事地小声说道：“我知道了，姐姐，谢谢你！”说完，拿了一本童话书，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
书店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
某些不讲文明的人，总喜欢随地吐痰，这不但不卫生，也致使我们的家园——地球村染上各种疾病。
一个周末，我和邻居的一个小伙伴，正走在风景如画的公园里，聊着各种有趣的话题。忽然，她的喉咙一阵哽咽，我本想前面就是垃圾箱了，她一定会把嘴里的东西吐进去吧。谁知，她竟一下子把一口痰吐在了路旁。恰巧这时，一个老奶奶从这里经过，一脚就踩在了上面，使道路上留下了一串“唾沫脚印”。
看到这里，我拍拍她的肩膀，指着前面的标示牌，说道：“朋友，你看，这里写着“不要随地吐痰，做一个文明的人”，你知道吗？吐痰虽然一时让自己的口中得到舒畅，却极易传播疾病呢。而且这种行为，不仅对别人有害，对自身也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危害。朋友，让我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园，争做一个“文明小卫士”吧！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真诚的眼睛，说道：“谢谢你，我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都笑了，那笑，真甜！
那天，我们在一起玩得可真开心！
上课不注意听讲，家庭作业不认真完成，这样的学生可是大有人在。
比如我班的'一位同学，上课不是摆弄文具，就是摇头晃脑地跟同学说话，不管老师怎样叮嘱，却就是“死不悔改”；回到家里，书包一抛，一下子就跑得不见踪影，根本不管作业有没有完成。
而第二天交作业，他不是说没记住，就是说忘记带了，老师让他晚上回家补作业，他早已抛之脑后，继续和院里的小伙伴打打闹闹，直到夜幕降临，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可谓是对玩“痴迷”到一定程度啊！当然，考试时也是一塌糊涂。
一日，我遇见了“晚归”的他，见他又玩得满身是土，便耐心地劝他道：“你看，“一寸光阴一寸金”，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吧，时间浪费掉了，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上课好好听讲，作业认真完成，只要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就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我相信你！”
果真，在我温暖话语的鼓励下，他慢慢改掉了坏习惯，成绩也提高了许多。
劝说别人，其实也在警示着自己。学会劝说的语言艺术，让对方心服口服，相信你也一定可以。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五
周四上午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上的是我很喜欢的内容――口语交际。一上课，老师就请两位同学表演了一个不成功的劝说例子——一个“孙女”劝“爷爷”戒烟，倒被“爷爷”反说了一顿，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在分析了刚才两位同学为什么没劝说成功的原因后，老师提供了四个“劝说”素材：劝爷爷戒烟；劝他人在公共场合别大声喧哗；劝他人别天天玩电脑；劝朋友不要乱扔垃圾。并让我们找同桌或前后排同学自由组合表演。
我立刻选择了素材一，有了前车之鉴，加上我以前劝爷爷戒烟的经验，我觉得很有把握。于是我和同桌卢恒大决定合作表演。他自然演“老爷爷”，我自然演“孙女”。可是，他演的老爷爷，怎么那么像一个老顽童呢？算了，老顽童就老顽童吧。可是，我拿什么方法对付他呢？嗯，对于这个“老顽童”，我还是用事实说话比较好。劝说，可是一种艺术呢！开始表演了。第一组是王豪等三位同学，整体设计得还可以。但有一段劝说词没设计好，很没艺术感地用了强迫的方法，于是，一个80分送给他们。轮到我们了。
我搬了把椅子放在讲台上，开演！“爷爷，您知道吗，外国有一个人，一分钟吸了60根烟，结果死了！”“爷爷”正坐在椅子上，悠然自得地抽着一根烟，听了我的“新闻播报”，慢悠悠地发话了：“别拿这个吓唬你爷爷，我抽烟又没那么快，有我什么事？”看着卢恒大那一副“我早知道你会劝我戒烟”的样子，我假装着急地说：“唉，一根烟能毒死一只小白鼠，二十根烟下来，一头牛都会丧命啊！”“去去去，我又不是牛和鼠，别吓你爷爷了！”我貌似无话可说地走回屋，实际上――几秒钟后，传来了我的叫声：“天呐，网上讲又一个人因为吸烟得肺癌死了！
全世界每半分钟就有一个人因此丧生？！oh，mygod！”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此时，那位“爷爷”竟然忘了他的戏份！我只好再编几句了，但在观众的笑声下，我又笑场了……终于，这位“爷爷”记起了他的戏份，走过来，瞟了一眼“网页”。几秒钟后，传来了“爷爷”的声音：“天呐，这个害死人的烟啊！”终于表演完了，老师给我们打了90分。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六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与民族传统联系最紧密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在继承和借鉴民族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传统风韵中凸显现代个性，从古老文化中渗透现代气息，可以说张爱玲是一个立于中国古典文化基座上的现代作家。
1、结构上的“中国模式”
张爱玲大部分的小说都采用我国传统小说纵式结构的写法。中国古典小说讲究两点：一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叙述描写要首尾一贯，前后照应;一是“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丑”，充分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两点，张爱玲把握的很好。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每个故事都是有头有尾，都是完整的。人物的性格发展在情节推进中得到完成，具有整体美，而人物性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不彻底的，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她的作品里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全”人物，也没有一个作恶多端、坏透了的人物，大都是些带有旧制度烙印、人格有缺陷、有弱点的人物。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鲜活、真实、可信，面目清晰得好象可以触摸得到一样。
2、全知视角、“讲故事”口吻和叙事方式上的“冷处理”
由说书、话本衍化而来的世情小说大多采用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和“讲故事”口吻来描述世俗人情，张爱玲的作品部分保留了这种传统。如《第一炉香》，开头和结尾出现了“说话人”，引出和结束了故事;而《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中，叙述人未直接出面，但故事的开端和结尾还是有“说话人”的“画外音”的，《倾城之恋》选择“胡琴”做楔子，《金锁记》则以咏月为线索，并且开头与结尾相呼应。
另外，在“全知视角”的叙述大前提下，在适当场合，巧妙地转换叙述视角，以作品中有某一人物的角度进行叙述，张爱玲也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艺术效果。《金锁记》中对曹七巧的一段著名的描写：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缘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是曹七巧的女儿背着母亲自由恋爱的男朋友，他又是曹七巧背着女儿请到家中来的，那么第一次进曹家大门的世舫显然是很敏感的，小说以他为叙述的视角，凸现了一个陌生人对曹家、特别是对曹七巧的第一印象和感受。这个叙述视角的转换。也使读者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张爱玲的小说在叙事时的笔触是冷峻的，几乎不掺杂一点情感的表露，保持完全客观的叙述。然而在其客观叙事的字里行间，有着强烈的情感力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3、含蓄笔法。
中国古典文学有含蓄的传统，讲究“用笔十分，下语三分”、“意在言外”。张爱玲自觉继承了这种传统，在创作中进行了多种尝试。
对人物的描写，较少正面描写，喜欢侧写、隐写和反写。如《第一炉香》中的人物梁太太，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描叙，但是在肖像描写、景物描写里有喻示，在人物对话中也有提示，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有暗示。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这是《金锁记》里关于一对男女定婚之后外出的描写，只不过是动作，但却写活了心理的微妙、羞涩与拘谨。
二、创造性运用西方现代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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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张爱玲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看出来的。”张爱玲在小说中创造性运用西方现代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她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看法。
1、心理描写。
张爱玲是一个善于写心理的作家，她在表现人物心理时是从多个方面来写的，有巧妙的暗示，有人物细微的动作，也有精心安排的人物的对话。正如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所说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是在没有动作没有语言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如《金锁记》中：“季泽两肘撑在藤椅的扶手上，交叉着十指，手搭凉棚，影子落在眼睛上，深深地唉了一声。……七巧道：‘我非打你不可!’季泽的眼睛里突然冒出一点笑泡，道：‘你打，你打!’七巧等要打，又掣回手去，重新一鼓作气到：‘我真打!’抬高了手，一扇子劈下来，又在半空停住了，吃吃笑将起来。季泽带笑将肩膀耸了一耸，凑了上去道：‘你倒是打我一下罢!害得我浑身骨头痒痒的，不得劲儿!，七巧把扇子向背后一藏，越发笑得格格的'。……”这一部分描写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人物内心情绪的波动也写活了。
在心理感觉的描写中，《金锁记》中曹七巧赶走姜季泽之后内心感觉的描写堪称经典，她一怒之下打翻了佣人端来的给季泽喝的酸梅汤，姜季泽只好狼狈离去，此时：“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往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两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这慢慢的一滴一滴仿佛在替七巧计算另一种时间――心理时间。通过这个主观特写镜头，把七巧突发情绪后内心的恍惚、难言的空虚表现得异常准确和精彩。
男孩子扭曲的心理世界。
2、荒诞手法。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多采用荒诞的艺术表现来表达他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人类的体验和感受。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也常常运用荒诞的艺术手段来展示悲剧性的人生。《心经》中的许小寒正值青春年华却因迷恋自己的父亲而扼杀健康的爱情，故事是荒诞的，但却真实表达了小说中人物的心灵痛苦。《封锁》更是突兀和荒诞，在这几乎仅仅是“打个盹”的时间里，男女主人公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假恋，生存的寂寞与恐怖使人们在这样一个类似假想的空间里渴求着哪怕一丝的温情。
3、直觉、通感手法的运用。
张爱玲在小说中运用了直觉、通感等现代小说技巧，创造出许多新颖奇特的意象，深化了作品的意境，使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情绪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金锁记》一开篇是这样为主人公定下“苍凉”基调的：“……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月光、湿晕、泪珠，这些互不搭界的意象在此时的场景中却显得那么和谐，顿时产生一种让入迷糊而伤感的气息。《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刚和白流苏相好就借故离去，此时作品描写白流苏的心情：“楼上的品字似的三间屋，楼下品字似的三间屋，全是堂堂的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一个“呼喊”，把白流苏心中的空虚写到了极致。
4、景色描写。
在张爱玲笔下，景色描写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衬景，起着烘托氛围的作用，而且是通过人物的感受表达出来的，还有点染心境、揭示心理的作用，体现了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
《沉香肩――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为了继续求学来到梁宅姑妈家求助。她的到来并没有受到热情的接待，亲姑妈记恨往日与其父的恩怨，十分痛快淋漓地挖苦了侄女一通，中产家庭中的娇小姐受到了如此的“礼遇”后，只能满腹委屈的坐在客厅里。作者就通过薇龙的眼光对客厅的景物做了如下描绘：
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颗仙人掌，正是含苞待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象一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是吐出的蛇信子。
这是一位纯洁少女此时此刻忧惧心理的写照，其中景色外的线条正是小主人公坎坷命运的征兆。
另外，在景物和事件的刻画上，张爱玲运用心灵与感官相通融的手法，并附上与之相对应的瞬间意象，使被描写的对象更加清晰，立体，客观。
郑先生长得像广告上喝可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的，穿上短裤就便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及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花凋》)。
这段描写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郑先生的玩世不恭、随遇而安的个性。
三、细节的描写。
张爱玲小说中有很多细节之处看似漫不经心，却透着微妙。小说《十八春》，整篇的结构，一张一弛，一松一紧都是恰到好处的，而这些张弛有度正是各个小的细节串联组织起来的。红宝石戒指在文中反复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世钧送给曼祯时，他抽了一截旧绒线衣上的毛线缠在了戒指上，接着，这戒指被曼祯气愤中扔进了纸篓，后又拾了回来，再以后，曼祯被姐姐囚禁了起来，看到这戒指，“心里却象被针刺了一下”，为了逃出去，她把戒指给了阿宝，阿宝转手给了曼露，接着，便是世钧来到别墅找人，这里也有一处重要细节：曼祯朦胧中听到了世钧的皮鞋声，心想或许是世钧来救她了，张爱玲在不动声色之间让情节紧张了起来，但最终还是错过了。当世钧从曼祯手中接过戒指，走出了别墅之后，张爱玲写到，戒指绒线上沾着血迹，或许还可以给世钧一点点启示，这时，读者的心也被调的高高的，但世钧却觉得那红宝石戒指象一个燃烧的烟头，烫疼了他的腿，他随手扔了。阴森离奇的故事在一连串的精心设计的细节中从容展开，细节将整篇的结构连缀的跌宕起伏。
此外，细节还在小说中有着其他多种妙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处。“地板正中躺着烟鹂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武，一只前些，一只后些，象一个不敢现型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来，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目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进，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吸他”，在这一处，张爱玲把两只绣花鞋的小小细节处精雕细刻，于无形中交代了人物复杂的心理交化，又营造了气氛，丰富了画面感，产生让人过目不忘的艺术效果。
四、娴熟、精湛、富有创造力的语言。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既有中国式的华美、典雅，也有西方式的幽默、通脱。形成独具特色的“张氏语言”。
1、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她继承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传统，常常会用一些半文半白的词汇，如：讲到某某人说什么时，她不用“说”，而用“道”。《茉莉香片》中，人物对话都是用“道”字，“他父亲问道……传庆答道……他后母道……”这种文白夹杂的语言正是她永远也摆脱不掉的古典情节在不经意间的流露。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有些像说评书，喜欢小说开头加一段引子。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她的语言处处透漏出浓郁的《红楼梦》风韵。如《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出场亮相是对《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的模仿，七巧抢白哥嫂又使人联想到鸳鸯抢白哥嫂的情节。
2、色彩的运用。
色彩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而是她对语言出神入化的把握和摆布，是她对往事、对生活、对情感、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常人不能、不知的超越和诠释。
张爱玲在使用她的色彩语言时，并不是总按牌理出牌，按照常理用词――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传统的小说家用黑色代表罪恶，蓝色代表忧郁，红色代表热情，白色代表纯洁，但张爱玲却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色彩心理。
《封锁》里有这样一段对女人白色手臂的描写：
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从这个《封锁》里的男人眼里看出去。女人从手臂到整个身体都是没有款式的牙膏，白，却毫无生气毫无内涵。牙膏的白生涩而有刺鼻的味，明晃晃地成了一个人，站在那里不由让人起腻嫌弃，这就是张爱玲化的色彩语言，不仅是对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还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
与死亡、绝望、悲哀、无光、沉默、焦虑相连，又与纯洁相关。张爱玲这里的白色显然与纯洁无关，只是暴露了现实、家庭、人性的丑陋和荒凉，展示了女性的一无所有的悲剧身份与命运。白色在此具有了一种讽刺与控诉的含义。
除了白，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红”。
《红玫瑰和白玫瑰》多次写到红色。在振保与娇蕊一夜床第之欢后，张爱玲写到“昨天晚上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是虚写。另一次是实写，振保醒来后发现头发里有一弯剪下来的指甲，像小红月牙，那是娇蕊看到自己养的指甲划伤振保后剪下的。此处红色既是实写又是想象，既象征王娇蕊旺盛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情感，又有与振保偷情后的愉悦与不安。此后，张爱玲又将红与自做了一次无人能出其右的对比“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色是蚊子血，给了人一种肮脏的感觉，同时也暗含了一种得不到的痛苦，由此，张爱玲又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红的内涵。
3、奇妙的比喻。
张爱玲善于用比喻，她的比喻总是不落巢自，新颖无双，让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用来形容人生坎坷和无奈，高度的概括和准确。
当七巧遭到季泽拒绝时，张爱玲描写七巧的神情象“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明而凄怆。”这个比喻不仅把七巧此时痛苦、压抑的心境表现出来，也暗示出七巧在姜家的生活如同蝴蝶标本――没有一点生命力。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似乎万事万物皆可拿来做比喻，就连很多别人已经写过、写滥的事和物在她的笔下，也突然就与其他事物发生了联系，变成了绝妙的比喻，变成了她任意驱使表达爱憎的工具。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
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
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相较于其他作家而言，张爱玲的比喻有点“恶毒”。许多通常人们以为美的事物、善的事物，在她的笔下都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有时让人读后瞠目结舌。但是这种似乎“恶毒”的比喻，它比温和的话语更能一语中的，更能深刻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来。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花调》)。
“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多么恐怖的字眼，郑先生的装腔作态，他的严重的不和时宜在张爱玲残酷的比喻下一下子现出了原形。
让比喻之间跳跃着幽默诙谐的音符，也是张爱玲语言的特点。在《花凋》里她也戏谑幽默：“郑太太对孩子说：‘新鞋上糊了这些泥?还不到门口的棕垫子上塌掉它!，那孩子只顾把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不肯走开，只吹了一声口哨，把家里养的大狗唤了来，将鞋在狗背上塌来塌去，刷去了泥污。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两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拦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敝旧的棕毛毯。”突然冒出了一只可以擦鞋的狗，让读者不禁莞尔，也给书中阴沉的气氛增加了一些亮色。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七
略论鲁迅杂文讽刺艺术山东平邑兴蒙学校李传鹏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幽默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使之表达深刻的道理和高度的思想内容。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又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鲁迅的杂文以写实为基础，往往抓住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或集合并提炼某一集团论调的特点，或勾勒动物形象，或采集社会事件加以概括，进行讽刺。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甚至于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例如《偶成》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向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得牢／只乘下一把馄饨担。群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乘下一担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二是用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这里用桃花之艳，乳酪之美来形容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鸣得意，以创建了“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厚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他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巨大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再天上，一个再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掸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只航明灯；而托派分子“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托派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的丑恶面目。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三是比喻。他的杂文虽有政治的特点，单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在鲁迅的杂文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虽然是狗，有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耸身一摇，将水点撒得人们一身一脸”的落水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饿得精疲”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吸人血要先哼哼地一发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又总喜欢一律扯上一点蝇头”的苍蝇，“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等。用这些动物来比喻那些“坏种”、“屠杀者”、洋奴买办、正人郡子、帮闲文人、自由人、文坛魂魅、政治流氓、文化特务、社会渣子、小资产阶级等，比喻生动、恰当、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讽刺意味，加强了理论的说明能力。在《一点比喻》指出一伙买办资产阶层的人所谓的“指导”“青年”，不过是象走在羊群里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代表知识阶级微章的小铃铎，力图将青年引向死路。还辛辣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上统社会的“风习”，好象豪猪一样，彼此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人民则总是进攻的。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对方的话来攻击对方，找出对方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为来讽刺对方。如：《逃的辩护》中说道学生请愿时，“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部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鲁迅把反动派的造谣污篾之词拿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发挥了极为强烈的效果。再如，《学生和玉佛》摘引了《申报》的两则电讯：一则是北平玉佛南运，一则是不准北平学生逃难，为什麽呢？就是因为“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这就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既要趁国难之机打发横财，还要保持骗人的面子。由于敌人的虚伪的尊严被撕破，假装的正经被揭穿，所以发挥了巨大得力量。还如“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她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了解她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却居然都断定他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上海的教授们武断地认为历史上一些文学消灭了，是因为没有写“永久不变的人性”。鲁迅抓住了他们的信口开河，追问：“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一针见血，揭穿了其理论的荒唐可笑。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五是讽刺往往和幽默连在一起。不过幽默指的是一种轻松的讽刺，也就是用诙谐有趣、含蓄有力的语言进行批评。如：《登错的文章》指出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往往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不过这两位，却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写的文字，不知怎麽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这段话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言行不一的丑态，对他们出卖祖国、屈膝投降的罪行进行了猛烈的鞭笞，而写得却非常幽默。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还表现在其语言上面。他的杂文篇幅往往比较短小，但分析问题透彻，容量很大。特别是在语言上尖锐泼辣、准确优美、含蓄有力，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色。“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比喻生动，语言辛辣精炼，深刻有力。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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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八
乡愚即乡镇愚民，他们的产生与中国传统乡镇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物质财富相对贫乏以及信息相对闭塞的情况下，乡镇居民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局限，尤其在城市兴起，形成了自己相对庞大的经济与文化规模之后，乡镇居民的知识水平与理解力就更加趋于弱势，而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新生事物或者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的事物时，往往会产生令人发笑的效果，因此，往往被智识之士称为愚人。与此同时，乡愚的朴实、无知与憨直成为对于装腔作势的官方礼仪的有力的攻击。乡愚式的嘲讽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一个乡下愚民的口吻风趣而犀利的笔调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装腔作势的伪善嘴脸，无论“真命天子”如何乔装改扮，在对他知根知底的乡愚们面前，都要脂粉脱尽、原形毕露，用巴赫金的话说，这是典型的“脱冕”，而这一“脱冕”则是通过一个愚人――一个乡间愚民的无知却又质朴真实的眼光而达到的，但是这种眼光却具有所向无敌的洞穿虚伪的揭露力量。
二、白描中暗含讽刺。
白描本是国画的一种基本技法，指的是不着颜色，纯用墨线勾描物象。我国素有“白描打底”的传统，无论是画人物肖像，还是花鸟山水，是工笔画，还是水墨淡彩画，都把白描勾勒当作绘画之本。白描同样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技法。它在小说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不作静止的、繁重的描摹，而是用最简练的笔触，勾画一些富有特征性的外部现象，使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感受到描写对象的整体品貌、内在生命和全部关系，得到美的享受。在鲁迅小说中，作者往往使用白描手法就让讽刺对象无以遁形，收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三、以对照手法冷静、客观讽刺。
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有尊卑之分，命自然有贵贱之别，在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社会处于动荡的旧社会，以赵太爷、鲁四爷等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牢牢掌握着其他人的命运，他们可以任意践踏其他劳动人民，而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眼里，他们高高在上，仗着有钱有势对别人的剥削和压榨都是理所当然毫无异议的。比如阿q调戏了赵家的佣人吴妈，赵家便可以随意毒打阿q，还与阿q签订了极不公平的五大条件，而在阿q和其他人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赵家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而且错的都是自己，对的都是赵家。又如，鲁四爷对祥林嫂的去留具有决定权，实际上也意味着对祥林嫂的生死具有决定权。在刻画赵太爷等人的时候，作者往往采用对照手法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
四、巧妙的讽喻手法。
讽喻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表现手法，它利用人物及对其行动的叙述，使一隐喻得到引申，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出现了讽喻作品，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子的新娘，以新娘的口吻写出：“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鸿即蛤蟆，诗歌以癞蛤蟆的形象比作卫宣公，表达新娘对卫宣公的憎恶。自《诗经》之后，又出现众多反映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的作品，唐朝诗人白居易要求诗歌创作要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他的著名的讽喻诗《卖炭翁》充分体现出他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的鲁迅，其讽喻手法的应用，犀利而睿智，以《故事新编》为代表，其重要特点是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讽喻今人今事。鲁迅说《故事新编》“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在写人叙事上显得无拘无束，其间非常巧妙地穿插了大量现代生活内容，不但使作品妙趣横生，而且很容易让人想到现实，增强了讽刺性。
五、反语的精当使用。
反语就是说反话，或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运用实际上的意义跟字面意思正相反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意思的修辞方法。反语一般是用来批判、揭露坏人坏事，在文章中可以取得幽默、讽刺的表达效果，增强文章的战斗力。如恋人之间打情骂俏时姑娘对小伙子说“死鬼”、“讨厌”等实则是对对方的一种昵称和喜欢，而有矛盾的两人中一人对另一人说“你真聪明”、“你真行”等听起来是好话的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蔑视和讽刺。鲁迅是使用反语的高手,写人叙事，插入一两个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不仅使文章充满幽默和活泼，而且使他的讽刺锋芒更为尖利。他自己也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由于作者强烈的批判思想，使他的反语往往显出反话正说的特点，且用词精当，一反即透，一步到位，决不留情。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九
所谓“道具”，是指戏剧表演或拍摄电影时用的器物，如桌子、凳子、茶杯、碗筷等。鲁迅的小说，“道具”运用比较常见，由于“道具”运用恰如其分，富有艺术性，所以其作用有时胜过文字的表达，妙不可言，耐人寻味。
首先，“道具”的运用能揭示人物性格、命运。
《孔乙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其主人公孔乙己几乎成了迂腐的代名词了。如果拍成电影的话，里面的茴香豆可是个必不可少的“道具”。孔乙己经常出入酒店，下酒菜不是鱿鱼海参，不是美味佳肴，而是极其平常的茴香豆。在给孩子们发茴香豆的时候，孔乙己是一颗一颗地发，而不是一把一把地抓，足以见出他生活的窘迫。在发茴香豆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多乎哉，不多也!”足以见出他的迂腐的性格。
《祝福》的主人公是祥林嫂。自从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祥林嫂的口袋里就有了一个特别的“道具”：阿毛的一只鞋，阿毛被狼吃掉时的唯一遗物。祥林嫂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碰到跟阿毛一样大的孩子，忍不住把鞋拿出来给他试穿。这一方面表现祥林嫂对儿子阿毛的思念之情，另一方面也把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悲剧命运再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道具”的运用能揭示时代背景。
《药》在描写刑场阴森恐怖的气氛时，说到士兵穿的衣服“身前身后各一个大白圆圈”，这是本小说的一个“道具”，这“道具”揭示了故事所反映的时代是清代(清代士兵穿的号衣就是身前身后各一个大白圆圈，上面写个“兵”或“勇”)。再加上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大肆屠杀，说明清朝统治者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狗急跳墙的时候，清朝统治也到了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时候，所以这一“道具”揭示了清朝末年，革命已起这一时代背景。
再次，“道具”的运用还能起到暗示的作用。
大家知道，《药》里面的刑场是“古轩亭口”。可是作者故意把“轩”用一个框代替，而秋瑾就是在这儿就义的，这一“道具”的使用其实就是在暗示《药》中被杀的夏瑜就是秋瑾。再加上作者以“夏”示“秋”，以“瑜”带“瑾”，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道具”的运用能深化作品的主题。
《祝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具”：门槛。祥林嫂又一次去鲁四老爷家帮工，可鲁四老爷嫌弃她是个寡妇，说她动过的祭器、食物“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于是剥夺了她劳动的权利。祥林嫂听了柳妈的`话，用自己积攒不容易的工钱去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说是让千人踩万人跨，这样就能赎清罪孽。可是祥林嫂捐了门槛，满以为自己可以享受劳动的快乐了。可鲁四老爷说她捐十条门槛也赎不清罪孽，并且把她赶出家门，最终带着“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疑问死在鲁镇祝福的礼炮声中。足以见出封建迷信思想对祥林嫂的毒害，也深刻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底下，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从而深化了主题。
《药》这篇小说最后描写了夏瑜坟上出现的花圈，这花圈成了《药》的一个“道具”。这“道具”，是革命者送的，说明革命后继有人。但夏瑜的母亲给儿子夏瑜上坟的时候，觉得怪异，“孩子不会到这儿来玩儿，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最后还从迷信的角度去理解，说这是“儿子显灵”，从这儿可以看出夏瑜革命，相依为命的母亲都不知道、不理解，由此可见，辛亥革命脱离群众严重到如此程度，从而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综上所述，鲁迅善于在小说中运用“道具”艺术，而且能给这些“道具”派上适当的用场，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
我认识的辅导员中，许多是音乐老师、音乐爱好者。我想这决非一种巧合，而正说明音乐对于少先队是多么不可缺少！它需要辅导员有一定的音乐修养去指点引导。
是的，少先队需要音乐一直受到领导和音乐家的重视。它有自己的队歌，有自己的鼓号谱，它的坚定、有力而富有儿童语言特点的队歌，鼓号声表现了当代中国少先队员的精神风貌。当孩子们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时，当他们庄严地举着队旗，打着队鼓齐步行进时；当他们以天真的话语朗诵自己的心愿时……多少人被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看到了希望的一代。
孩子的生活需要音乐，少先队的集体更需要音乐带来欢乐和激励。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说：“对于我，作曲是灵魂的自白”，乐圣贝多芬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孩子虽不懂什么是哲学的启示，音乐却能叩响他们心扉。
六十年前，当少先队的前身共产主义儿童团在闽西苏区成立时，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苏区团中央不忘立即给孩子选定“时刻准备着”作为儿童团的团歌。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主义儿童团……”这一首简短、有力的歌博得孩子的极大喜爱，顿时吸引了许多农村儿童要求参加儿童团，它象号角一样召唤了儿童。记得有一篇华北抗日游击区的通讯报导，记载一个女战士深入农村教唱歌，开始只有几个人，女战士唱一句，孩子们学唱一句，他们越唱越有劲，结果，村里正在吃晚饭的孩子，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正唱歌的女战士周围，不由自主地都兴奋地唱了起来，可以说在战争年代里，通过唱歌团结教育少年儿童，是党的宣传工作传统，很多老同志在歌咏活动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包括受前苏联歌曲的影响，是终身难忘的。
1950年全国建立少先队，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即请诗人郭沫若作词，请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音乐家马思聪作曲，为少先队创作了队歌。建队初期参加少先队的当年的队员，现在已是中老年的同志，可能都还记得这首亲切、富有内涵而熟悉的曲调。
新时期少先队队歌选用了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反映儿童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歌曲，是一首受到儿童喜爱的歌，一直歌唱至今。
音乐也广泛地运用在少先队的各种活动中，大小联欢会、春游、秋游、庆祝节日、夏令营，无不需要音乐的伴随。过去常有以一个主题展开的队会，通过诗歌、音乐或戏剧的表述加深印象。这可说是一种很好的传统，在通过音乐文艺表述主题的'同时也提高了这方面的修养，并易为儿童接受和喜爱。几十年来我国诗人和作曲家热情地为少先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儿童歌曲，丰富了少先队的生活。
如在电影《祖国的花朵》中，少先队员到北海春游，他们划着小船在湖面上抒情地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浆》?，?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歌《红星歌》、动画片《小猫钓鱼》的主题歌《劳动最光荣》，以及《快乐的节日》、《我们的田野》、《多么幸福》、《娃哈哈》、《一分钱》、《嘀哩嘀哩》、《采蘑菇的小姑娘》等等都是几代少先队员曾经唱过的，很具备儿童性格特点，抒情、激励、幽默而活泼的歌。
在回忆过去年代的生活时，有的辅导员推荐给孩子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是一首非常抒情而富有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由女作曲家瞿希贤作曲，词作家管桦作词。歌曲以一个静悄悄的月夜的意境开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歌中的每一句都抑扬顿挫且细腻地表达了孩子纯真的感情。如果演唱也能用最美的音色、旋律、节奏来表达歌中的情与爱，少年儿童们就会得到很好的音乐美的感受。选择这样的歌就很有份量。
一位电影演员谈他学习音乐的体会，说“音乐是演员的内功”，后来，他进一步体味到“音乐是做人的内功”。内功，该是心灵的功，心灵的涵养吧。音乐给人以美的感受，给人以愉悦，但它不只是娱乐，也是心灵的，精神的，智慧的充实和启示，是文化修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在迎接21世纪的儿童教育中，希望有更多中外音乐名作和音乐家能被介绍给全体少年儿童，让少先队员们得到更多的音乐涵养。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一
孩子就是孩子，他们应该朝气蓬勃，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孩子的心灵天空应该是透明的，孩子的内心世界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嫩绿，我们的社会因此充满了向上的希望。然而曾几何时，孩子的世界开始逐渐受到成人世界的侵袭。前一段时间的两会上，曾有代表提出应建立影视作品的分级制度，原因就是因为一些影视作品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一部分影视产品在处理“性”问题时，非但不有意识回避，反而有意进行渲染，电视节目中一些充斥着性成分动作和言辞更多。也许这对成人不算什么，然而我们有没有想过，许多孩子这时也坐在电视机前。
孩子的心性是善良和纯洁的，但他们并不是无知无觉的。在他们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我坚信成人的世界还是应该离他们越远越好。那位恶作剧的男生也许并非表现一贯欠佳的坏孩子，他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对成人世界的模仿，后果这么严重或许也是他始料不及的。这件事应该让大人们好好反省了，人类世界是如此多彩多姿，人和人之间也是在不断地交往和交流中获得进步，但同时孩子们与成人世界要坚决“划清界线”。
让孩子好好地做孩子，让他们对探索科学的奥秘感兴趣，让他们明白友情是如此珍贵，让他们学会热爱大自然，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让成人世界的喧哗与骚动一再打扰他们的宁静呢？那些为了商业利益不惜污染孩子的天空的人应该罢手了，否则得不偿失的将是自己。让孩子与成人世界“划清界线”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二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对于汉语言的使用具有纯熟的技巧，结合了中西两方的文化特点，创造出小说的新境界，给读者强烈的视觉享受。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小说重点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题材过于局限，有人说她的写作技巧过于新潮，掩盖了其它方面的描写等。在我看来，张爱玲的小说视角独特，风格迥异，文字闪现着与其他作者不同的灵动之气，具有十分强烈的画面感，想象力也十分丰富，很多字句都堪称经典。本文拟从其艺术特色方面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雅俗结合的题材。
(一)市井气息浓郁。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选取大多为男女之情，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描写的是那个时代中小人物的种种境遇，她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中安身立命，不得不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们出身贫寒，为了换取物质的满足，不得不以自己的青春和婚姻为代价。最终，她们成为了富家太太，但是她们的灵魂却早已经扭曲，行为也变得不近乎人情。这些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写得十分生动，显示出了在当时社会中女性对于命运的妥协和无奈，显示了命运的多舛，正因为如此，作品也拉近了读者与书中人物之间的距离。
(二)弥漫着悲剧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她的小说笔触悲凉，描写的故事几乎都是悲剧，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调来叙述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影响十分深刻，这可以从她的身世中寻找到一丝根源。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一个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和西洋进步思想共同交织影响的家庭里，由于父母离异，母亲流落欧洲，父亲另娶后母，这种家庭环境使得张爱玲过于早熟，并且给了她在乱世中顽强自立的人生态度和性格，这直接影响到了她创作的心态。也使得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三)延续了中国旧小说的基调。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采取上帝视角来进行叙述的。这种视角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是旧小说的特点之一。比如《沉香》在刚开篇的时候，她采取说书人的口吻来引出整篇的故事：“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率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中国的旧小说中，大多只有单条线索，并且大部分都是按照时空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故事的结构，因此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也大多具有如此特点，虽然中间有一些比较小的倒叙和插叙，但是总体的线索仍然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的，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张爱玲的小说大多以人物的性格命运为线索，串起整篇小说的结构，并且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顺序进行构造，具有典型的旧小说特点。
二、华美之极的写作技巧。
(一)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于语言运用十分精致，并且做到了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通过精准的描写，应用比喻、通感等文字技巧，表达出常人难以表达的文字情感，烘托出人物的复杂内心，这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她之所以具有如此精准的.语言把握能力，和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分不开的，这在张爱玲的中篇作品中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有这么一段关于情境的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段景色描写华美至极，给人营造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感，甚至使人产生一种身处梦幻的真实感觉。张爱玲用各种看似不协调的色彩，渲染了气氛，给读者烘托出一种奇幻的景象。这种语言营造的华美景色描写并不是空洞无味的，映衬出了作品的主题和当时人物的心理，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的模糊意识和心理的恐惧感进行了铺垫，这样的描写，对于情节的转折具有非常重要的衬托作用。
(二)浅幽默的语言特色。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张爱玲具有十分幽默的才华，机智幽默成为构成其散文的重要因素。幽默是智者的游戏，是知识、才情和智能搭起的精巧建筑物。张爱玲的幽默极具品位，绝非强搔人痒，而完全是在不经意中，用巧思奇想和锦言秀句令人从心底微笑或者赞叹，继而产生无限遐想。比如谈到如何起名字，张爱玲这样写：“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洋洋地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信手拈来天主教的例子，娓娓道出，却又字字珠玑。事实上，这样的幽默警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她那出人意料的奇妙比喻，往往涉笔成趣，令人回味无穷，便她作品的艺术气质更加丰满动人。
(三)开放式的结尾。
张爱玲的小说基本都是开放式的结尾，她在写小说时对于结局从不固定，并不给人物的最后结果作一个全面性的总结，往往利用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她们自己思考人物的命运。比如《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她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在这里，作者借小虫字来表达吕宗桢的心情，小虫子其实就是吕宗桢的化身，也就是所有“好人”的化身，这些好人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翼翼地活着，无力对命运做出任何改变。小说到这里再也没有写下去，张爱玲留给读者们一个开放式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对于人物接下来命运进行自主的思考。其实，我们通过对这里关于小虫子似的描写，可以猜出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因为她只是所谓的好人、平凡的人，只能安于现状，不敢打破命运的桎梏。
三、独特视角的女性命运描写。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对女性的关心和爱护，她以女性的角度，结合自己对人生的领悟，用独到的艺术表现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人在命运捉弄下的生活沉浮，她用艺术的语言表现了女性们对于生活穷困和挫折感到不安却又无何奈何的心里挣扎。张爱玲从女性的角度，挖掘了在封建传统历史压迫下女性的扭曲生活，展示了女性的弱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角色大多数是受到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压迫的，是卑微可怜的小角色，不能够反抗命运的不公，无论怎么挣扎，都走不出可悲的命运，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比如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就从女性的角度塑造了曹七巧这个角色。曹七巧出生小户人家，她为了得到权势，攀权附贵，到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在传统封建意识的束缚下，这种门户的不匹配使得她婚姻失败，得不到家人的尊重，得不到丈夫的爱情，受尽了蹂躏和践踏，在封建思想的枷锁下成为婚姻的牺牲品。但是，她将自己的不幸却又转嫁到自己的一对子女上，亲手把子女的幸福扼杀在摇篮之中。她的内心受尽了折磨，但是却苦于找不到出路，乃至使得性格发生扭曲，愈来愈丧心病狂，变得疯狂和狠毒。曹七巧的命运悲剧是无可避免的，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她自己的本性，无法主宰和反抗命运的压迫。
张爱玲小说有意向的多样性、心理化倾向和意向连缀等特点，既汲取了传统文学的优点，又更多融入了现代都市人感觉;强调主观感觉始终不离生动可感的具象描绘，独树一格，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三
张爱玲在现代文坛上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原因除了她小说中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一篇篇千疮百孔的爱情故事、一幕幕对于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外，其独特的语言艺术功不可没。词语的艳丽绚烂和辞格的奇巧脱俗展现了她语言的华美。平声字的运用奠定了悲哀的基调，叠音词的运用又使这种情感迂回荡漾。华美与悲哀，在张爱玲笔下得到了充分的演绎和诠释，从而形成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语言魅力。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她以冷静犀利的笔法揭示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香港等都市男女的人生百态。其对人生剖析之透彻、运笔之精湛，令人称道。张爱玲在《茉莉香片》的开头谈到“……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艺术同样也可以用此来概括：华美而悲哀。本文试从修辞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华美的风格。
“华美，又叫华丽、绚丽、富丽、藻丽，就是情思丰富，情感强烈，语音动听，辞彩缤纷，艳丽绚烂，光彩夺目，生动形象，呈现出艳彩、新奇之美。”’(+大凡描写多姿的景物，抒发细腻的感情，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大都表现为华美的风格。华美这种语言风格，在语音、词汇、句式、辞格各方面都有其特点。张爱玲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是其词语的艳丽绚烂和辞格的奇巧脱俗。
张爱玲充分利用具有形象色彩的、浓艳的描绘性词语描写房屋建筑、自然天象、居家陈设、服饰装束等，从而显得富丽华贵、色彩斑斓。例如：
(1)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的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沉香屑·第一炉香》)。
(2)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巾，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琉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金锁记》)。
例(1)运用了多种色彩词语，如“白”、“碧”、“绿”、“鸡油黄”、“红”，细致描绘了房屋建筑的用色。而且色彩词的构造也是不同的：有单音节的单纯词，如“白”、“碧”、“绿”、“红”;有复合词，在表色彩的字前加以限定或修饰，使所形容的色彩更加生动形象，如“鸡油黄”。单从色彩上已为读者展现了房屋建筑的艳装异彩，表现出华丽之美。
例(2)中的色彩词更是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如“玫瑰紫”、“大红平金”、“水红”、“红绿”、“银”、“五彩攒金”、“桃红”，皆是艳丽色彩，皆是世家豪门的富贵气象，非一般平民所能有。除此，这一段对居家陈设的描写更突出精雕细琢，如椅披桌巾是绣花的，围屏是五凤齐飞的，对联是绣着盘花篆字软缎的。图案、花纹、质地无不一一勾勒、细细描绘，宛如一幅精致的工笔画，细腻华美。
同时，张爱玲小说中也广泛运用比喻、通感等描绘类修辞格，尤其是大量的不落窠臼的比喻。正如有论者所言“张爱玲的比喻，依据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性建立起复杂交织的对应关联，借助读者的审美积淀，通过暗示、引发人联想的方式，使整个意蕴显示出超乎寻常的丰富性，对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作品主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
(3)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茉莉香片》)。
(4)那时天色已经暗了，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沉香屑·第一炉香》)。
例(3)中，“笼中鸟”用来比喻旧时代封建大家庭中受束缚的女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陈词滥调的。张爱玲笔下的比喻当然不会仅仅止于此。她首先否定了“笼中鸟”这种说法，然后笔锋一转，却写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华丽、矜贵的质地和图案，象征她所处的环境，但是岁月流逝，仍然是“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屏风与笼子一样具有了枷锁的象征意味，而且更深一层。笼子里的鸟是活的，有朝一日笼子一开还能飞出去。屏风上的鸟只能一动不动地霉烂下去，到死也跑不了。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彻底成为残废，失去了飞的能力，更失去了自由的欲望。冰冷冷的一段比喻，写出了大家庭的女子，她们只能成为旧时代旧家庭的殉葬品，更写出了中国传统大家庭———传统文化“吃人”的特征，象征着女性生存的依附性和无法摆脱封建家族对女性束缚的悲剧性命运。神似达到了极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例(4)中把“月亮”比作“玉色缎子上”“烧糊”的“一点香灰”，本体和喻体的搭配是异常的，十分新奇，可以说是想人所未想，写人所未写。所谓新奇，就在于本体、喻体双方在人们惯常的观念看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从而使一般人的联想难以跨越本体和喻体之间在心理上、认识上的距离，于是新奇感就产生了。钱钟书在《七缀集》中谈到“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衬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已经超出了逻辑的范围，而出于设喻者的主观感受和想象，营造出一种气氛、情境，从感觉上找到事物的交汇点。从而使貌似无关的两件事情得以沟通，激发了读者的丰富联想，传达出一种新颖的感受。葛薇龙和乔琪乔的爱情本应是玉色缎子般的光滑美好，又如月亮样纯洁清澈，但在张爱玲笔下两者这般结合无疑凸显的是葛薇和乔琪乔爱情的伤痕，它是昏黄有漏洞的，那“烧糊了”的“一小片”终是让人耿耿于怀。
二、悲哀的基调。
张爱玲冷眼看世界，她的小说有一种渗入人心的疼痛，一种悲从中来的感悟。悲怆凄婉的情感，无声无息，处处弥漫。
从语音上来看，较多使用的平声字，奠定了悲哀的基调。叠音词的使用，又使这种情感回环荡漾，久久萦绕。
汉字的每个音节都有高低不同的声调，古汉语的四声为“平、上、去、入”，现代汉语的四声为“阴、阳、上、去”。对于四种声调读法的描绘，最早见于唐代的《元和韵谱》“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清代语音学家张成孙曰：“平声长言，上声短言，去声重言，入声急言。”总的说来，平声，其声哀，且尾音自然延长，适宜表达悲怆哀婉的情感。语音古今变化，古四声与现代汉语拼音并不是完全相同，大致说来，现代汉语中阴平、阳平为平声。试以此来看张爱玲小说中文字的用音。例如：
(5)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封锁》)。
(6)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封锁》)。
例(5)中平声字59个，非平声字35个。单从声调上看，占多数比例的平声字的使用，就已经营造出一种缓缓的哀绪，低低笼罩。在此基础上，文字的内容描写电车车轨，而无限延伸的不只是车轨，更是不相干的别人的事，反映了张爱玲小说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冷冷的悲哀。
例(6)中平声字41个，非平声字26个。对于生命的感受，习惯于顺从他人的英文教师吴翠远的看法，是日复一日单调乏味，有隔膜感。占多数的平声字，读起来慢慢延长的尾音，仿佛是隔了长长的距离，触不到生命的本质。不能置身生命之中，享受欢喜和烦恼，这人生便有着无限悲凉的味道。
叠音实质上是声韵交错的重叠，兼有双声叠韵的作用。使声音以及由此声音所表达的情绪，得到强化，从而使铿锵的越发铿锵，婉转的益见婉转，荡漾的更加荡漾，促节的尤为促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多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叠音是汉语特有的一种修辞方式。“恰当地运用叠音词不仅可以壮大声势，协调音韵，加强语意，增强节奏，加深印象，使语言富有感染力，而且可以夸大描绘效果，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张爱玲作为运用语言的高手，当然也十分注重叠音词的使用。例如：
(7)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她微微地抬起脸来……季泽两肘撑在藤椅的扶手上……深深地唉了一声。……又是长长地叹了口气。(《金锁记》)。
(8)敝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街上小贩遥遥摇着拨浪鼓，那瞢腾的“不楞登……不楞登”里面有着无数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包车叮叮地跑过，偶尔也有一辆汽车叭叭叫两声。(《金锁记》)。
例(7)中叠音词有“细细”、“微微”、“深深”、“长长”。繁密叠音的使用，造成形式上的整齐，声调上的回音，调制出余味深长的韵律。披着黄金枷锁的曹七巧，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的东西，企图弥补感情上的亏损。但对于季泽，她从来没有真正忘记过。以致于后来季泽站在她面前，诉说隐藏了十年的爱，说出了一些确实有点感情的话语时，七巧陷入了片刻的眩晕之中。此时的七巧，内心该激荡着多少欢乐!“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在心中辗转反复。七巧“微微”地抬起脸，季泽“深深”地唉了一声，又“长长”地叹了口气。这细碎的喜，这无奈的悲，仿佛回音一样，回环往复。
例(8)中叠音词有“微微”、“昏昏”、“遥遥”、“叮叮”、“叭叭”。五对叠音词，渲染出一种悠远漫长的氛围。在这日复一日毫无生气的姜家，一点点的悲哀，也会如墨浸水般弥漫扩散。而曹七巧那扛着半辈子枷锁的压抑、悲哀、凄凉，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一层层、一重重回旋荡漾。
丰富多彩、缤纷艳丽的词语，不落窠臼、自成一格的比喻的大量运用，展现了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华美。“哀而安”的平声字的运用，奠定了其小说悲哀的基调。繁密的叠音词的运用，又使悲哀的情感迂回往复、久久荡漾。华美与悲哀，在张爱玲笔下得到了充分的演绎和诠释。张爱玲用自己独到的语言，写下种种体验感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魅力，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景观。
【参考文献】。
【1】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版，第548页。
【2】卢国华：《张爱玲小说语言欣赏》，《名作欣赏》，20第6期，第42页。
【3】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四
舍是著名的“语言艺术大师”，其语言风格的独特性表现在提炼口语，纯净至极，清浅俗白，雅俗共赏。
1北京韵味。
高尔基说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一位文学家都是通过语言这个工具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不同的生活阅历和兴趣爱好，形成了作家各自不同的语言习惯;不同的文化熏陶和时代环境也影响着作家的语言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从事创作的一位作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以北京为背景，例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这些作品的语言都富有浓郁的北京特色，犹如鲁迅的作品语言富有绍兴特色，沈从文的作品富有湘西特色，赵树理的作品语言富有山西特色一样。任何人读老舍的作品，都会感到语言富有北京韵味。老舍作品语言的北京韵味，有赖于老舍的作品取材于北京下层市民生活。他自幼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这样就为运用北京语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老舍一向注重从市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当然，老舍创作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北京的地方语言，而是经过选择提炼和加工改造，然后再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作品中去。
《骆驼祥子》的一大成功，就凸显了老舍先生作品的京味儿。骆驼祥子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描写被置于一个老舍所熟悉的北平下层社会中。从开篇对于北平洋车夫门派的引言，到虎妞筹办婚礼的民俗的交代，从对于北平景物的情景交融的描写到骆驼祥子拉车路线的详细叙述，都使小说透出北平特有的地方色彩。小说写祥子在混乱的军营中顺手牵走几匹骆驼，卖得了一些钱而后走到北平城郊的时候，对故都那种平和、静谧的景物描写，很好地衬托了祥子此时的心情。在烈日与暴雨下拉车的祥子，对瞬间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的感受，既切合北平的自然地理情况，又与祥子这个特定人物的身份相一致，表现出作者对故乡了如指掌的熟谙和驾轻就熟的描写技巧。
2通俗明白。
老舍的语言艺术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和熟悉。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美，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
《骆驼祥子》中的人物语言，都是个性化了的。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多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既不夹杂文言词汇，也不采用欧化句法，长短句的精心配置与灵活调度，增加了语言的音乐感，在老舍手里，俗白、清浅的'北京口语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光彩。作品在情节交代和人物介绍时，笔墨俭省，表现力强。在写到刘四这个流氓无赖的经历和性格时，小说里叙述道，“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债”，“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以结构相似而长短不一的句式，每句话里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又都极为平易俗白，不加雕饰，为人物勾画出一幅精彩的画像。
3幽默诙谐。
幽默诙谐是老舍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的语言艺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语言艺术的一个突出标记。老舍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
老舍的幽默是具有稳定风格的多元化幽默。短篇小说《一天》里，讲主人公“我”忙忙碌碌，一天都被别人侵占的这个过程。
“晚饭后，吃了两个梨，为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刚吃完梨，老牛同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忙，也不管你的脸长到什么尺寸，他要是谈起来，便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不过，今天是和新妇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坐那么大的功夫。牛夫人的好处，恰巧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八点半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我的方法都使尽了：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钟弦，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看手表…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十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一个很烦人的生活细节，被老舍写得意趣盎然。当事人很烦，可读者读起来很有趣，觉得并不烦。
作为语言鲜活色彩的幽默，它往往还要借助于其他修辞手法和语言要素的综合运用，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老舍小说经常运用夸张、比拟、讽喻、反语、谐音、曲解等修辞手法来构成幽默的情境。可以这样说，老舍是一个幽默的语言艺术家，他的幽默才华闪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
总之，作为人民艺术家，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老舍的语言恰似一坛老酒，历久弥醇、芳香四溢，其独特艺术魅力持久不衰。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五
周末下班回到家，儿子在看电视，见了我说：“妈妈，周末了，我要看电视。”
“好的，我来给你做饭。”
“不用了，我买了面包，来，你来吃一口。”儿子把面包塞进我嘴里，一如小时候，一个水烙馍，紧紧攥在手里，从放学的路上拿到家里：“妈妈！咬三口！”我轻轻地咬着，每一口，都是幸福。
儿子不吃，我的晚饭就很简单。
然后去转街，去看琳琳朗朗的时装，看匆忙中过往的人群，感受凡俗中的烟火。
知道儿子吃不饱，路上又买一份煎饼，带回家，给儿子。然后母子一起看电视。同样的，我睡去后，他就把声音调小，去玩游戏。
昨天中午，下班回家，匆忙中只做了米饭，炒鸡蛋和一份紫菜汤，微微酸楚地问儿子说：“吃得惯吗？”
他喝了一口紫菜汤“很好喝耶!妈妈，人的贫穷不是永远的。”
那一刻，我暗暗的潮湿了眼角。
下个月，就十五周岁了，是个懂事的年纪。而你的懂事，已经很久了。
六岁时，夏天的傍晚，狂风乍起，天昏地暗，把窗户吹的.啪啪响，雷声隆隆。我吓得趴在床上，打你父亲的电话，在喝酒，回不来。小小的你，去关门，把凳子都搬过来抵住，对我说：“妈妈不要怕，有我呢。”
看惯了我和你父亲的争吵，看惯了妈妈的哭泣，有一天晚上你对我说：“妈妈，你离婚吧。”我惊诧不已。妈妈的忍耐，都是为了给你一个家呀。
我要等你长大，而你一直在催：“妈妈，你离婚吧。”
去年，你站在你父亲面前，俯视着他：“要过你就好好地过，要不你就离婚，我鄙视你。”
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你：“孩子，跟着妈妈会吃苦。”
“不怕。”
“孩子，你没有完整的家。”
“人家周杰伦的父母也都是离婚的，又怎么着了。”
就这样，我们母子单独在一起了。
妈妈终于不再承受太多的折磨，痛苦。而你，无疑失去一些什么，因为无论如何，那是一份父爱，一个完整的家。如果当你初是另一句话：“妈妈，别离婚。”我就仍会坚持忍受，直到你离开这个家独立生活。但你没有这样做。
我用我的幸福换你一个快乐完整的童年，你用你的幸福还我一份自由。孩子，你有多懂事。有几个孩子会这样做呢。邻居家的阿姨都气的抑郁症了，想离婚，因为孩子不想离，就都忍下来了，女人，大都是为了孩子生活的。
自小到大，没有问我要过零花钱，要过零食，要过衣服。过年的压岁钱，是你买资料和一年的零花钱。今年的不多，爷爷奶奶的都没有了，因为和妈妈在一起，爸爸也只给了一百块钱。说是他没有抚养你的责任，是妈妈要独力抚养你的。可你还是坚持自己买一箱方便面，我不忍心，又给你买了一箱子，你是那么爱吃方便面。
昨天，你递给我100块钱：“妈妈，我的鞋子开胶了，你去帮我修一下，再帮我买一双。”
我推开：“你的钱还不够你买资料的呢，今年初三了，要花的多一些。”
“没事，爸爸以后请我吃饭我不去了，我问他要一点钱，够买资料的了。”
可怜的孩子不知道爸爸喜欢请人吃饭是因为喜欢有人陪着喝酒，不会折钱给你的。
我再推，他再推给我，坚持给我。
这样穷的日子，从来没见你有丝毫的抱怨和委屈。每天背了书包快快乐乐地跟我打招呼：“我要离家出走了哦，不回来了。”
而我，也不愿给你过多学习上的压力：让我们做个普通人，过平凡的生活。
不惑的母亲，如果愿意，也还是可以再嫁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再也不愿意，给你丝毫的委屈。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六
今年寒假，我读了《收获成长的金秋》这一本书。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金秋十月，碧空如洗，凉爽舒适。沉甸甸的果实结在树上，那一串串饱满充实的稻穗，承载着的是农人一年的寄托和梦想。秋天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牺牲，什么叫奋斗;秋天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收获，什么叫成长。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收获，每一个秋天的收获。成功者，秋天最幸福的人。收获成功的喜悦，是秋天最美的一道风景。这本书为我们敞开成长金秋的大门：美好的人生，需要有农夫一样的耕耘和付出。
这本书的其中一篇文章，让我受益匪浅，感触颇深：《热爱生命》。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我们的生命，虽然说生命的长度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只要去做好每一天，去享受人生的每一天的乐趣，生命的内容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色彩!对呀!人的一生是多么短暂啊，如果我们不去享受它的乐趣，只把它当成痛苦的话，岂不是特别可惜?正如作家三毛所说：“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到了蓦然回首的那一瞬间，生命必然给我们公平的答案和又一次乍喜的心情，那时的山和水，又回复了是山是水，而人生已然走过，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
生命，那是自然会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诺贝尔。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似得投入了平静的湖，在我心中激起了涟漪。这篇文章让我深刻的体悟到了生命对我们的作用，生命的快乐与沉重都是由自己做决定的，聪明的人明白，要珍惜每一天，做积极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是最后一天，也要让这一天丰富多彩!
心情说说的艺术篇十七
《离骚》是一篇带有作者生平的自叙内容的政治抒情诗。但诗人并不是客观地叙述生平事迹，而是把自己的主张、理想、斗争等事实形象化。
1、《离骚》语言的节奏美和音韵美：
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一一楚辞。它的语言句式上的特点是句子的长短不齐、参差错落以及多用兮字。根据历史记载，一些楚歌，如《越人歌》、《沧浪歌》本都是可以歌唱的。《离骚》在当时虽然未必能唱，但是由于这种体裁本身与民间歌曲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本身也具有优美的节奏声调，也就是说具有音乐美。据说读楚辞，要用一种特殊的楚声才好听。“楚辞”当然是指楚地的方音。《汉书·朱买臣传》说倒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苦》，帝甚说之”，所谓“言《楚辞》”就是朗诵楚辞，而且以此受到皇帝信任。但是为什么会读楚辞就能如此获宠于皇帝?难道一般人不会读楚辞?当然不是，这说明朱买臣读楚辞是有一种特殊的声调。买臣是吴人，吴在战国时属楚，所以也可称楚人，因此，他是以“楚声”来读楚辞的，别的人虽然会读楚辞，但不会用“楚声”，买臣因此获宠。这种“楚声”当是一种以楚方音为基础，再加以诗歌的特有的节奏音调，读起来非常悦耳动听。
2、楚方言入诗：
3、《离骚》的语言华丽和一定程度的对偶：
《离骚》的语言华丽和一定程度的对偶也是它的语言的一个特点。刘勰说《离骚》“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又说学习屈原的人“中巧者猎奇艳辞”，这都说明《离骚》语言华美。诗人大量把香花芳草写入诗中，就使语言带上了流光溢彩的华美成分，很好地表达了诗人拨出流俗之外的高洁品质和崇高的理想。《离骚》的语言基本上是参差不齐的，但有的句子也具有整饬工整的特点。例如：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以上几例都是对偶句。对偶句在《诗经》中已有，但多是偶然得之。《离骚》这样比较整饬的对偶已经是出于诗人的有意为之。考察一下《离骚》和屈原其他作品中对偶句之多，就可以明白诗人是在追求一种语言的整齐美。而且我们如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关于所谓“言对”、“事对”的论述来考察，《离骚》中也有“言对”和“事对”。所谓“言对”，他说是“双比空辞者也”，就是两句并列对偶而不用典。据此，上面所引皆可称之为言对。所谓“事对”，他说是“并举人验者也”，就是不仅句子并列对偶，还同时要用典。《离骚》中也有：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两件事例(典故)说明一个道理，是事对。刘勰说：“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离骚》中上述对偶句，基本上符合要求。而且“言对为易，事对为难”，《离骚》中的对偶句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对偶是利用汉字本身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形式的美，是我国后世辞赋、骈文和诗词经常用的一种形式，屈原在这方面是有开辟的功劳的。
拓展阅读：《离骚》赏析。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这是一首浪漫主义杰作，在这首诗中，诗人的崇高理想和火热的感情，迸发出了異常灿烂的光采。
《离骚》的命名，司马迁解释为“犹离忧也”，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这是汉代人从文字本义所得出的解释。诗里叙述了诗人的所以“遭忧”和反复曲折地表达了他的忧心之深，因此在这首抒情诗里，含有不少叙事的成分。这首诗几乎可以看作诗人的“自叙传”，它曲折尽情地写出了诗人大半生的思想和行事。
这首诗可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他的家世、出生和他自幼的抱负;第二部分写他在政治上的遭遇;第三部分写他遭受迫害以后的心情，表示他坚持理想，至死不屈;第四部分写女媭劝他不必“博謇好修”，他就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陈辞，正面地说出他的政治理想;第五部分写他在心情抑郁，无可告愬之下，幻想上天入地，寻求了解他的人;第六部分写他的矛盾心情;他问灵氛和巫咸;冀求得到指引，灵氛劝他离开楚国，巫咸劝他留下来再作打算，但环顾楚国政治情形，却又使他失望;第七部分写他幻想离开楚国远游，但终于依恋不舍;第八部分是“乱辞”，表示要以死来殉他的理想。
《离骚》表现了诗人眷念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胸怀。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有着宏伟的抱负。他想刷新政治，挽救楚国的危亡：“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并且还愿意奋身而起，作楚王的先驱：“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他的目的不止在于挽救楚国的危亡，还想让楚国强大起来，从而实现中国的统一。统一中国，这是当时人民的愿望，也是有远见的人物的共同理想。屈原在《离骚》里，时常提到尧、舜、禹、汤、周文王等，就是想让楚怀王以他们为榜样。当时的儒家是提出这些人物来加以理想化，希望统治者要像这些理想人物一样来统一中国的。屈原这种思想是当时爱国思想的一种最高的表现，他不仅想使他的祖国成为强国，而且要让他的祖国来完成当时伟大的历史使命。
《离骚》还表现了诗人坚持理想、憎恶黑暗、嫉恶如仇的的精神。诗人的理想在楚国腐朽统治集团的阻力下不能实现，他愤怒地斥责了楚国统治集团;还这样描述了他自己的情操和耿介之志：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擥木根以结兮;贯薜荔之落蕊;。
矯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作彭咸之遗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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